作者：陈友康（陈友康，男，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民进云南省委副主委）

    摘自：《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一条符合国情、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国家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公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创造了历史奇迹和世界奇迹，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可以从不同方面总结，这里以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为视角，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宝贵经验。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采用“文化自觉”概念来布局今后的文化战略，提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工作，“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是一个政学两界良性互动的好例子。

    “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先生1992年提出来的，其后他又反复阐释，使这一概念和理论更加完善。由于这一理论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处境、优劣、出路等根本问题上提出了非常有创造性和解释能力的思想及路径，所以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学者们认同这一理论，并进一步加以深化和拓展，使“文化自觉”概念及相关理论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人文科学界最具影响力和指导性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之一。它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思考方向。最近20来年，人们更加清醒地重视中国文化的价值，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复苏、传播与更新，与这一理论有极大关系。

    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采用文化自觉理论来规划、指引中国文化发展，这是第一次。它说明学术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已经正式成为国家意志，必将产生更大作用。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特色鲜明、始终保持了连续性的一大体系，它曾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稳定、祥和的世界性大国，也曾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珍视、弘扬、创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一定能在充分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重新发挥世界性影响。

    政界和学界在社会系统中各有分工，各有职能。学界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承担了传承和发展文化的责任，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又从事专业研究，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和思想智慧的主要承载者，所以，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不足，但总体来看，他们看问题往往更为客观、理性、超脱、深刻并富于远见。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也就有其独到的价值，值得社会和执政者认真对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承担了守望者、批评者和引领者的角色。他们受到社会尊重，作用发挥得好，社会的发展会更健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界的工作对社会的进步是至为重要的。

    改革开放前30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知识阶层是被批判、改造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和地位被贬低，学者和学术的尊严被剥夺，虽然自然科学的作用得到一定重视并在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如两弹一星的设计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学者和学术都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并没有从价值和战略层面得到真正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许多见解常常是被漠视、嘲笑和批判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曾经是一个时期的流行口号。这样，作为一支制衡社会错误行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学者和学术的作用缺位了。这是导致错误愈演愈烈，终至陷于文革劫难，并使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如马寅初等节制人口增长的观点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全国讨伐导致中国人口膨胀，留下严重后遗症，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案例。

    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政学两界良性互动的成功例证。这一问题由哲学界专家最先提出，尽管遭遇很大阻力，由于邓小平、胡耀邦等的支持而得到确认。这次讨论及其成果——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实践——的确立，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潮，探寻新的发展道路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此，我国开始改革开放，走上一条生机勃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此后，为了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和人民幸福这一共同目标，执政者和学者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互相促进，中国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

    政界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能管理国家、服务人民。学界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及约束下开展学术研究，贡献理论成果和思想智慧，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为政界的正确做法提供学理支持和舆论支持，并向社会公众解释，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效益最大化；对做好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工作目标实现；对不妥和错误的做法发出善意的批判性声音，减少危害，促其改进。学界的思想、研究成果、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能够被政界尊重、倾听及合理采纳，把正确的思想或建议转化为政策，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这样就体现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形成了合力，减少了决策失误，对社会健康发展善莫大焉。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许多重大举措和社会进步，都有学者的智慧和影响。如经济领域的股份制改革、社会发展领域的人权保障入宪等。而为政者的成熟、理性和明智则在这种互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政学两界的互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学者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科学规律进行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政界人士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最为常态的方式。党和政府的决策交由学术机构研究论证，听取学者的意见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学术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把研究成果报送各级领导参阅，发挥资政作用，也是一种体制化的方式。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时聘请各个领域的专家给领导人作专题讲座，使学界意见能够零距离输送到最高决策层，对领导者获取更多信息，拓宽思考路径，更加科学地决策无疑具有积极影响。这既有实质性意义，也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因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重视而得到强化和保障。

    要进一步保障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还要创造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言论空间，让各种观点或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包容各种意见，把公众的智慧和潜力激发出来，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是执政者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官员不能容忍批评性意见乃至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滥用公权力对批评自己或所在地区、部门的人士及大众媒介进行打压、迫害，剥夺了公民合法的表达权利，压缩甚至窒息了公民合法的自由表达空间。轻视公众意见包括学者的意见，独断专行，骄横跋扈，往往是当权者犯错和犯罪的主观原因之一。对领导者个人来说，此种思想和行为极不可取；对党和国家而言，此种思想和行为决不可纵容。

    中国的崛起让我们受益和自豪，我们都希望国家按照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过去30多年发展的经验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从社会不同群体或层面力量整合的角度看，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也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经验。对此，政界和学界都要有高度的理性认识，共同善加珍惜。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保持这一良好态势，不断完善互动方式，增强互动效应，促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胡锦涛语），中国一定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