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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应载入当代云南文学史的奇幻小说  ——  评周善甫《西湖游记》

来源:云南省作家协会 浏览次数:291

    周善甫(1914—1998),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学者、书法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造就了别样风光。他不是专业作家,但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他不认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以虚构性为核心的“纯文学”观,而坚持中国传统的“文章”观,提倡“今文”写作。他认为西方意义上的“文学”范围窄,中国的“文章”范围似更广,西方式的“文学”不能“尽括天下文章之美”,以西方观念套中国文学,削足适履,于是文学的范围缩小、文学的功能减弱,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随之降低。这是精辟的见解。他按中国传统文章观进行写作,有所为而发,有所感而发,不为创作而创作。周善甫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的中篇小说《西湖游记》采用的语言文白相间,是典雅而流畅的“今文”,极好地体现了汉语书面语的魅力。他独特的文风带给我们的是“那种在美好的文学中才能触摸到的东西”,堪称民国题材小说的代表。这里发表的是著名文化史和哲学史研究专家陈友康教授研究《西湖游记》的评论,以飨读者。

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充斥假大空、极少具备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等学者挖掘民间写作或潜在写作,发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领域。潜在写作是指那个时期主流文学之外一些民间写作者的创作活动。因为他们的作品疏离乃至批判当时的“左倾”思潮,不能公开发表,只能以手写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因此又被称为地下写作。手写本于是成为那一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使那些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地下作品得到凸显,丰富了当代文学史。

1970年代,云南也有一部水准很高的手写本小说《西湖游记》。《西湖游记》是周善甫先生1970年代初被疏散下放回到故乡丽江,被监视劳动的间隙偷偷在玉河畔的水磨坊里写下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是先生用自己深湛的书法功底亲笔书写的,分上下两册,用传统书籍的版式棉线装订而成,一直在先生至亲好友间流传,1998年1月周善甫先生去世后,2003年11月,经先生的弟子孙炯策划统筹于2003年11月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汤世杰、郭大烈主编的《风雅儒者  ——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中将其收入,才得以公开面世。

小说通过一个20世纪40年代晚期发生于西子湖边的朦胧爱情故事,写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忧虑与期待。社会的喧嚣完全被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没有任何尘俗气与江湖气。内容真诚纯净,温暖明丽,彰显了爱与美的价值、文化的价值,也表现了作者的自由心灵。艺术上则水流花放,构思巧妙,情节曲折,富于奇幻色彩。风格纯美浪漫。它是地下写作中真正的“人文写作”,高雅脱俗。这部民国题材的小说在云南当代小说中别具一格,把它放在全国那一时期的手写本小说中也大放异彩。它的思想内涵远超流俗,艺术水平经得起严格检验,值得珍视。

一、奇人奇书

周善甫先生(1914-1998)名樊(又作凡),字善甫,晚号六松堂老人,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和书法家,是当代云南最有原创性的学者之一,以道德文章广受尊崇。他出生于丽江一个纳西族书香之家,是画家周霖的胞弟,20世纪40年代这对贤昆玉就在故乡被称为“玉龙双璧”。1933年考入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年,在故乡丽江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并赴南京与会。曾任省立丽江中学、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昆明护国中学教师,还任省立开远农业学校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个旧二中等校教师。1955年选为个旧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57年蒙冤,1979年平反,1987被省政府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民族学会顾问、云南省诗词学会顾问、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创会理事、云南省老干部诗词书法协会顾问、昆明市书法家协会顾问等职。

周善甫先生一生命途多舛,饱受磨难。1957年蒙冤后20多年间,颠沛流离于个旧的矿山、农场劳动改造。为养家糊口,他曾从事裱水泥袋、杂工、园丁、木工等职业。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才摆脱困境。他晚年定居于昆明翠湖北路31号,于陋室中发愤著述。他为人宽厚大度、恬淡清虚,这种性情使他在苦难中能独善其身、穷且益坚,并于古稀之年全身心投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致广大而尽精微。他一辈子远离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却撰写了《善甫文存》《大道之行》《骈拇词辨》《老子意会》等被学术界称为“振聋发聩”的著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马曜教授评价他:“言必行,行必果,是为真儒;著书立说,力倡正学,是为大儒;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是为醇儒。”他因此被认为是“继梁漱溟等先生之后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儒家”。他是布衣学者,而最终成为享誉20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界的著名学人有专家认为,20世纪的云南哲人有两位令人骄傲,一位是艾思奇,一位就是周善甫。我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黄枬森教授对“善甫先生其书其人既感惊奇,又感敬佩”,说“周善甫先生是一位生活在祖国西南边疆,但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纳西族老人”,称赞他的《大道之行》是“当代哲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性论著”。新加坡国家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林孝胜博士说:“《大道之行》我认为会受到整个华人世界的欢迎,而且西方文化应该给予关注,从某种方面而言周善甫先生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周善甫先生的这部著作能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能让人们对历史和未来有信心。”这部书先是自费内部印行,200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中华书局出新版,后又由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多次再版,进入中国学术界主流视野。

周善甫先生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魅力。若论社会地位,他不是高官,高官自然有众人环绕和媒体宣传,煊赫一时;不是大众明星,大众明星有媒体聚焦,颠倒无量众生;也不是学府名流,学府名流有学界的众星捧月,不会寂寞。他仅仅是一介布衣,没有令人畏惧和仰望的社会资本,但他的人品、气质、思想、智慧和成就,使他成了真正让人高山仰止的人,他的周围聚集了国内外的崇拜者和学生。他的身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这种气场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自然而然地吸附到他身边,让他们沐浴在人性的温暖和精神的光辉之中。他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文化的魅力、智慧的魅力。这一切化为一种风度和风范,化为一种气质和气场,引领生命庄严而自由、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前行。

周善甫先生在晚年以哲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名世,同时他是富于创造性的文化人,他在文学领域也造就了别样风光,他的文学作品多已收入《善甫文存》。他不是职业作家,他有自己的文学观,他不认同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以虚构性为核心的纯文学观,而坚持中国传统的“文章”观,提倡“今文”写作。他认为,西方意义上的“文学”范围窄,中国的“文章”范围广,西方式的“文学”不能“尽天下文章之美”。以西方观念套中国文学,削足适履,于是文学的领域缩小、功能减弱,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随之降低。他按照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进行写作,有所为而发,有所感而发,不为创作而创作。他的作品重在表现情志、思理和智慧,情感真挚,有神采,有风骨,有益世道人心。行文自然自由,天风琅琅,水流花放。他采用的语言文白间杂,是典雅而流畅的“今文”,隽永明净,极好地体现了汉语书面语的魅力。他采用的文体有诗、赋、小说、散文、对联等,大都娓娓道来,智慧横溢,见解通脱,诚恳亲切,妙语连珠,是真文字,美文字,它给我们的是那种我们在最好的文学中才能触摸到的东西。

周善甫先生的文学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春城赋》。《春城赋》是现代都城赋的杰作,作于1988年春。该赋立意高远,构思缜密,汪洋恣肆,语言典雅,笔力矫健,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被公认为继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之后吟咏昆明的最佳文学作品,成为昆明的现代文化元素和亮丽的新名片。

《西湖游记》是周善甫唯一的小说作品,共4万多字。它通过一个奇幻朦胧的爱情故事,写出了山水之美、人性之美,并对中华民族文化命运进行了深度思考。思想深邃,义理正大,构思奇巧,情调开朗,语言雅致,文笔灵动,具有唯美色彩。这样的文本出现于文革时期,不能不叹为奇迹。它反映了作者没有受到时风的污染,保持了自由美好的心灵和高雅脱俗的艺术趣味。

小说作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作为个旧中学教师的他被勒令“滚回老家去”,被“疏散下放”从昆明遣送回老家丽江监督劳动。他在丽江干过很多活,当过苗圃园丁,管过水磨坊,当过木工。遇到大的政治运动,他还要接受批斗和游街。管丽江古城下八河河畔水磨坊的时候,他点着蜡烛偷偷写出了这部小说。写好后,他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一遍,给一起劳动的弟子李晖看。年轻的李晖专门用香樟木为老师做了一个书夹慎重保存这部奇书,为了避免被不怀好意之人抄没,周善甫先生又叫他用钢笔抄写一份。40年后,李晖在《我永远的老师》中说:

在地区商业局工地,午休时我们躺在香樟木的刨花堆里读老师刚刚完成《西湖游记》,今天留下的老师线装手写本《西湖游记》书夹就是那时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打文件柜时剩下的香樟木头做的。因为担心随时被抄。老师还让我手抄了一份《西湖游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云南日报》担任文艺编辑的作家杨伊达与善甫先生哲嗣周孚政是读中学时的好友,1970年代初期他有缘读到《西湖游记》,说:“这是一部深藏玄机、引人入胜、文笔绚丽、流畅生风的奇书。”1973年6月,他把书给在昆明长坡农场劳动改造的党的著名理论家,也是杂文家的《云南日报》原总编辑李孟北看,并且故意卖关子,不告诉他作者是谁。据说当天晚上,“孟北整夜未出房门。第二天一早即起敲醒了我:‘谁写的,谁写的?真是奇人奇书,好字好文章’”。杨伊达请他猜,他说:“不用猜,云南的大才子还有谁?肯定是李广田。要不,就是徐志摩、戴望舒的手稿被你小子搞到了。”杨伊达告诉他是纳西族画家周霖的胞弟周善甫,他赞叹“才气逼人”,并表示以后要结识这位“周善甫老师”。可见当时,小说就引起了共鸣和高度评价。李孟北想到“徐志摩、戴望舒的手稿”,说明小说的水准达到一流作家水平。后来担任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版画家叶公贤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曾表示愿意替它作插图,可惜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

二、奇幻情节与浪漫风姿

《西湖游记》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了一个“横断山脉里”的32岁壮年在民国末期那个“世事苍黄的年头”到南京公干,公务完成后到杭州西湖游玩,住在一个“干女儿”子慧家里。“我”的纯朴率真、倜傥风流赢得子慧的公公、退休将军黄映西的好感,自告奋勇带他游遍西湖美景,还带他参加西泠印社的名流雅集。他展现了诗书方面不俗的才华,得到西泠印社诸名流肯定。他们游钱塘名妓苏小小墓时,他说,苏小小墓不应该是亭子下面一个水门汀墁成的光溜溜的大坟,应该拆掉亭子,剥掉坟顶的水泥壳,让它长出些芊芊青草,上面则覆盖满架蔷薇,才有情调。他建议黄映西以地方绅耆的身份倡议完成此一美事。他的“狂论”,黄老极表赞同,并指着西泠桥发誓:“不予实现,不过此桥。”

“我”在西湖边一间小茶室里遇到一个美丽而忧郁的黑衣女子,她每天到茶室不发一语,对着西湖发呆,或撒糖到湖里,或在报纸上画很多圈。他逐渐接近她,赢得她的好感和信任,她自称“苏小”,并说她知道他。他不相信苏小能够复生,但他与黄映西关于苏小小墓的议论、他在西泠雅集的表现她却讲得分毫不爽,让他大为吃惊,以为真的遇着“仙灵”。

一天夜里,“苏小”约他相会,他被引导到一个烟雾迷蒙的神秘地方,一路有着古装的人迎接,到了“苏小”家,豪华气派,仿佛宫殿,并且有很多古装侍女,还有越剧演出、音乐演奏,完全是一个虚幻迷离的境界。

此时的黑衣女变成一个服饰华美、鲜活丰妍的女子。女子就以“苏小”的身份和他谈论生死感悟、怀古幽情、爱恨真谛、现实与虚幻、人生夙因等问题,她自称“浮华世界的最后流连者”,雄辩滔滔,议论精辟,让他既佩服又困惑。她举行豪华的夜宴款待他,召来风流天子李隆基、太真妃子杨玉环、大诗人李白,还有复社名流侯方域、怡红公子贾宝玉、工愁善病的林黛玉、慧眼独具的李香君作陪,他们一无约束地唱歌、痛饮,“浑忘了是真是戏、是人是我,是今是昔”。他演唱了令人惆怅的《最后的玫瑰》,感动了“苏小”。“苏小”则唱了一首白居易《长相思》回报,并送给他一朵珠花作为纪念。午夜时分,一辆轿车把他送回黄宅,“油壁车”也现代化了。

这样荒唐的经历,让他仿佛进入了《聊斋志异》的玄幻境界。他把经过讲给干女儿子慧和其老公公,作者的干亲家黄映西夫妇听,黄映西是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长期服役军界,晚年退隐林下的老绅士,老先生听后拍膝大叫“太奇,太妙,太美”,他坚信那个人就是苏小,感慨“天宇之大,何奇不有”,“灵感相召,毕竟不虚。”而子慧却听出了门道,她说,那个女子并不是什么幽灵,而是田惋,给她传递消息的就是自己的老公公黄映西,是老公公做了她的“报耳神”。

小说的这位主角——田惋是黄映西老先生的老朋友田岳屯的女儿。田岳屯老先生这个人物的背景是杭州巨富,田惋是他的独生女,千伶百俐,田岳屯着意培养她,准备让她继承家业。送她到“沪大经济系”读书。田岳屯还着意栽培一位表侄程先生,并定为东床之选。表侄各方面都很优秀,和田惋斤两悉敌,两人有了深厚的感情。不想这小子抛弃偌大的家产和艳福,在田家父女出国时,不声不响“跑到延河边当兵抗日去了”。田惋回来时,等着她的是一封硬邦邦的悔亲书信,说他们不是一路人,请莫再指望他。这“就把这位娇嫩的小姐给毁了”,说疯不疯,只管痴痴迷迷。遇到长相像程先生又颇为投缘的“我”,于是演出了这么一本传奇。

子慧揭开了谜底,田惋了解的“我”的情况,是通过田岳屯得知的,因为田岳屯也参加了西泠雅集,黄映西又向他介绍过“我”的言论,田岳屯回家说给女儿听。女儿又从穿着和谈吐上判断在茶室和她相遇的“我”就是那个“云南佬”,于是相与周旋。神秘的地方实际是田家在西湖深处的一座别墅,那些古人是由戏班子扮演的。“病小姐难得有那么兴头玩玩”,老人也就依从她。

真相清楚后,应该怎么办?黄映西主张不戳穿这出戏,有意躲开她,才算有趣。他的老伴则认为,痴癫的田惋遇到“我”就活络起来,建议亲家多和她来往,说不定能完全治好她的病。子慧说,干爸是有家室的年长人了,与她相处,最后还得离开,那么又要让她再寻一次死活,要不得。趸当认个糊涂,信定了遇上苏小小,让她自个躲着乐。

“我”则选择第二天离开杭州,但默然离去,不是道理,于是他给田惋写了一封长信,书写游览西湖的感悟,表达对她的赞美和感谢,以及离开的原因。

半个月后,“我”回到了家乡,亲邻们出来迎接,“早见年轻的妻子挺着健秀的高个儿,擎着满岁还不久的儿子,在人群背后朗笑。我走过去,接过孩子,亲他红润的脸。”“我”回到“妥实不虚的生活之中”。“我”一直珍藏着田小姐的珠花和请柬。

这篇小说出现1970年代早期,确实让人惊异。在那“墙有耳、伏寇右侧”的动乱年代里,身处危难困厄中的善甫先生居然在丽江古城一座破旧的水磨房中写下了这部充满了温馨和理性的中篇小说  ——  《西湖游记》。它的动人之处,从内容看—是写出人情之美。“我”以山国土佬的身份在江南繁华旖旎之地,得到名流真心照拂。在人性、人情与雅致的生活被污名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这样的描写,实在温暖动人。二是写出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现代与传统的思辨,“重振伟大民族的荣光”的期待,思想厚重。三是写出西湖风光之美。从艺术上看,一是构思巧妙,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富于玄幻色彩。二是文笔生动,景物描写、人物描写都很传神,韵味悠然。

《西湖游记》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小说中的“我”的原型就是周善甫本人,质朴,率性,才华横溢。“我”江南之行及对西湖的感知,也以他1948年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经历见闻为蓝本。退休将军黄映西有民国时期一位寓居南京的云南籍大佬的影子。善甫先生到南京开会,这位大佬热诚邀请善甫先生下榻在自己的公馆并设家宴款待。善甫先生始终感念这位大佬所秉持的尊师重道的行止。善甫先生与自己在省立开远农校任教时的学生,也就是这位大佬的小儿子李文化之间密切的师生关系维持终生。小说写的朦胧离奇的爱情还映射了他的一段传奇姻缘。他对国家、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忧虑则有现实的折射。

三、古国雄风的沉沦与拯救

善甫先生是自觉地投入中华文化价值和命运这一世纪性问题的思考的学者,而且他的文化觉醒是比较早的,在1970年代中期,他就思考如何拯救儒家文化的问题,产生把丽江作为“儒家文化的诺亚方舟”的设想。晚年坚韧不拔开展中华文化研究,撰写了系列论著,核心内容都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阐发中华文化之美,期望重建中华文化尊严和民族自信心,“重振伟大民族的荣光”。这方面的思考,在《西湖游记》中已经萌芽。

《西湖游记》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我”在给田小姐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西湖命运、国家和民族命运、华夏文化命运的观点,有忧郁,也有希望。虽然这些议论由于前面的故事几乎没有涉及,铺垫不足,因而显得突兀,如“洋人的凌虐”“狎客醉生梦死的消受”之类,有“思维大于形象”之嫌,但也许正隐含着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满,和对小说写作时国家状况、中华文化状况的忧虑  ——  这些是他后来反复论说的问题,而且思想和文字都很美,所以还是很有兴味,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

“我”观察到当时的国人过度沉溺于淫逸享乐,民族变得老态龙钟,华夏文化在风流繁华之地似已沉沦。他在给田惋的信中说,“名胜,每每足以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西湖“既是华夏湖山中的殊色,古国名胜中的首选”,他这个“五溪蛮峒的鞍上骄子”,怀着何等的向慕之诚,老远奔来瞻仰西湖,看到她的灵秀细腻,铅黛绮罗,工颦善媚,“文致都雅”,确非边隅山川的旷野质朴所能比,“初睹乍见,哪能不为你经千载文物所镂刻的华容所倾倒”。但是,他也感受到“笑靥背后的暗泪,清歌之余的呜咽”:

我惋惜地发现,我所神往的博大雍容醇厚深沉的古国雄风,业已涣散澌灭,业已为萎靡倦怠的缅于淫逸的末流所取代。所以,人们给你的踵事增华,你给人们的靡丽享受,只会如一个饱历世故的红楼艳女,承欢佐乐有其独到特长,使人不吝一掷千金,博取片刻欢爱,待到席散歌残,便也兴阑意索,与绿窗思妇的温馨,深闺淑女的文静,陌头村姑的天真,都大异其趣,只能是惊艳于俄顷,殊难酝酿就一段钟情。更无由拟之于齐鲁高士,幽燕健儿或方外霞客,足以成白石盟心的莫逆之交。

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有靡丽的享受,却没有真正的感情,没有雄健的力量。把西湖象征的文化和齐鲁高士(有担当的文化人)、幽燕健儿(英雄豪杰),以及方外霞客比,它已经沉沦了。

不过,他也看到了希望:

但,不用悲哀,世界,不似生命个体般总归消灭,一尘一劫,是往复不居的。听!远处的殷雷已在轰隆,电光已在天边鞭挞着大地,盛夏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在一度威凌万钧的激荡冲刷之后,也许会一元更始,你,凭依着雄邦大国的深厚根器,吴越山川的清妍秀丽,内地人民的聪慧勤敏与教养,下江物产的繁庶和周流,可以期待你仍将再度绮年,落花返枝,春燕重来,更新成世界上最美、最佳、最胜的地方。只要人的好心不磨,终会这样,请勿悲伤!

对时代的变化、国家和人民的健康力量保持信心,他们将让祖国重现芳华。“只要人的好心不磨,终会这样”,在充满仇恨和邪恶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样的信念,何其可贵。作者相信,中国不管经受何种蹂躏,凭借“雄邦大国的深厚根器”和人民的智慧、教养、勤劳,她也能“落花返枝,春燕重来,更新成世界上最美、最佳、最胜的地方”。

信中还说:

蒙荷你现身说法,指引我识破迷津,认出其光鲜艳丽的外貌所掩盖的腐朽与腥膻。我这高原居民殊不习于这大堤狎客醉生梦死的消受,无心出岫,倦飞知还。我要翩然归去,去看朝霞掠过雪岭的辉煌,去听急流冲击巨岩的澎湃,我将把追寻陈旧的意念留葬在西子湖边,不再携与俱归。

这里蕴含着边民和边地民族文化还保留着光明和力量的理念,这种生活和文化更健康,能够为重振“古国雄风”输送新鲜的文化血液。再深入解读,可能还包含现代化与传统的深层思辨。现代化可能放纵了人的欲望,伤害了人的本性,让人变得贪婪、淫逸和懦弱。

“我”对未来寄予美好期待,并表示要“重振伟大民族的荣光”来维系彼此的忆念:

你说:我们十二年后有缘再见。是的,我们将要再见,可是那时在湖上重遇的,容许不再是老态龙钟的你我本人,而会是我们的幼辈子息,可以假定是我已受高度中土文化陶冶的儿子,和你的经历过长川巨壑的女儿,他们会可以携手偕游于没有洋人凌虐的西子湖畔,尽情欣赏着为人们崇高的意向,鲜活的生命,优美的情感所创造的人间天堂,举杯高歌!
再见吧,请重振伟大民族的荣光,来绾系我们的忆念,别夷视我们,我们必将重订来期,因为源远流长布泽遐荒的上国楷模,将永为边民所向慕,世界上没有其他邦国的名胜美景曾会如此吸引我们,乃至我们的祖辈和儿女,历劫弥新,直至久远!

这里谈的是边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愫。对作为“上国楷模”的祖国,他始终满怀崇敬和依恋。

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国家陷入浩劫,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岌岌可危,周善甫身处逆境,自身难保,但“身际困穷,心忧天下”,他深入思考民族文化的命运问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落难者、一群草根文化人提出把丽江变成“儒家文化的诺亚方舟”的设想。善甫先生早年的老学生,改革开放后一度成为丽江大研镇洞经古乐会会长宣科回忆说:

周善甫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每晚与笔者、杨绍书、张默君、吕少康和李晖等人在狮子山下的县体委一间陋室中围炉相聚,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更多的是“设计”丽江的未来。我们终于有了如下的信念:1.中国绝不会走回头路。2.边远的小城丽江作为西南边陲的一方净土,将来会变成“儒家文化的诺亚方舟”,肩负起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3.丽江在今天和今后唯一的选择是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现代机械文明中的垃圾坚决清除出去。4.趁丽江当时还有许多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士,他们造成了一种至今还在运动的“惯性”,在这种“惯性力”的驱使下,很容易把这部“儒学”引擎再次发动起来。

在举世癫狂妖魔化儒家、“儒家文化”已经被彻底“打翻在地”之际,几个身处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的“贱民”却在边地大山里高谈阔论民族文化的存亡,并要让故乡特别是故乡文化人担负起拯救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他们的想法与现实是多么格格不入,多么不自量力,显得那么天真。但正是这份“天真”的执著和不变的“痴心”凸显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凸显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中华文化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些文化人,才得以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宣科晚年还一直感慨说:“真是一群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

中篇小说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思考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我”怀着崇仰的心情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的西湖,发现“博大雍容醇厚深沉的古国雄风,业已涣散澌灭”。而“山国”的一切在与“内地”的“萎靡倦怠”和病态形成鲜明对比。“朝霞掠过雪岭的辉煌”,“急流冲击巨岩的澎湃”,“年轻的妻子挺着健秀的高个儿,擎着满岁还不久的儿子,在人群背后朗笑”,孩子“红润的脸”等都是那么生机勃勃。这实际上象征了边地雄健光明的力量。而“内地”的沉沦和病态,“笑靥背后的暗泪,清歌之余的呜咽”未尝不是他对中国文化命运之忧虑的隐晦表达。他希望边地文化能为中国文化输入健康血液,希望后辈恢复“崇高的意向,鲜活的生命,优美的情感”,创造出“人间天堂”。

四、经得起时间淘洗和艺术考验的杰作

《西湖游记》是一部奇幻小说,更是一部文化小说。把它放回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情景中,不能不叹为奇迹。当时的文学充满虚伪和仇恨,概念化、公式化、粗鄙化,浅薄平庸,死板乏味。而这部小说虽然不乏批判性内容,但主要是表现爱的,真诚、温暖,明丽,个性鲜明。语言雅致,风格唯美。画家、原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后调北京服装学院美术系的郎森教授说1970年代中期他曾从朋友手中借阅过这部善甫先生手书的《西湖游记》,“在那个邪恶横行的黑暗年月能读到这样饱含天然纯真、自由浪漫的文字,真是身心一洗,如饮甘霖,故有不畏凶险的良知者敢于悄悄传读,我以为这是享福。”善甫先生早年的学生、旅居昆明半个世纪的纳西族学者和中孚也说:

有一年被派遣到水磨房里监督劳动,日复一日在单调的磨盘旋转中,不知磨碎了几多稻粱,却没有磨钝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用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了一部爱情小说《西湖游记》,正当年近花甲之躯用笔言情的时候,社会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漫天叫响的“革命口号”,全民口诛笔伐人性论,爱情已被完全禁锢。他在不自由的环境里,抒发着精神世界的自由。小说写的幽艳陆离,奇情勃郁。

手写本是特殊时代特有的文学现象。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作品,不附和政治叫嚣的作品,沦为某种“贱民”的作者的作品,不能公开发表或出版,往往以手写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类作品与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强,价值更高。因此,文学和学术重获自由以后,一些手写本得到公开发表,当代文学界对此予以关注,把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写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当时流行的手写本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不满于政治禁锢和艺术禁锢而创作的政治性作品,追求思想的相对自由和艺术的个人化,如《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第二类是为反对性禁锢而创作的情色小说,如《少女之心》。政治性作品虽然与当时概念化、公式化、虚假化的主流文学保持了距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但仍然以“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叙事为中心。情色类作品当时有性启蒙意义,但毕竟格调不高,时过境迁,文学的意义自然淡化。而《西湖游记》是地下写作中真正的“人文写作”,高雅脱俗,经得起时间淘洗和艺术考验。

如果说地下写作的意义在于,写作者站在“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那么,周善甫的写作可能更有“找回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重建‘人文写作’”的色彩。李孟北读《西湖游记》,联想到徐志摩,说明它有徐志摩作品的品质。胡适(《悼志摩》)说,徐志摩的创作就是表现“爱、美、自由”。这三个词也可以作为《西湖游记》的关键词,也是“人文写作”的关键词。《西湖游记》内容是那么真诚纯净,彰显了爱与美的价值、文化的价值,也表现了作者的自由心灵;艺术上则水流花放,浪漫鲜活。实事求是地看,它确实是手写本小说中的出类拔萃之作。

论其思想高度和艺术品质,《西湖游记》当为当时中篇小说的佼佼者。然而由于作者地处边陲,又不是职业作家,所以它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评价,未免遗憾。尤其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云南中篇小说大都乏善可陈,有眼光的云南研究者,应关注它并写入云南当代文学史。写入云南文学史,能为文学史添彩,不写入文学史,也无损于它的光辉。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的中年画家郎森有一次在翠湖边偶遇善甫先生,热烈地谈起读《西湖游记》的感受,“周老笑答那时年少放狂受新思潮影响,没有大意思,倒是真情所在。说着他便爽朗地笑了。”“爽朗地笑了”,是一种自信,一种气度,大有“意思”。

周善甫先生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满腔热情地阐释、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挖掘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思想精华及世界意义,使中华文化重现熠熠光华,“重振伟大民族的荣光”。他从“卫星的高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及人类命运,针对西方文化侵蚀造成的严重弊端,以及近代以来质疑、批判、丑化、否定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状况,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肯定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为中国探寻安身立命之本。首先,他的研究出于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目的是“重振民族的自信”。其次,他阐释了中华文化的特点和魅力,为中华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再生提供学理支持。再次,他研究中华文化的指向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维护民族精神独立,再造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他坚信“大道之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希望中国继续坚持这一理想,按照这一正道前行,并引领世界走向大同。克服无根状态,打牢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基础。“先生一生,几经曲折坎坷,尝尽炎凉冷暖,但国家何去,民族何去,总在他的惦念与思索之中。中华的复兴与强大,是他一生不渝的目标。”他努力探寻在现代化背景下人类到底要走怎样的路这样的世界性重大课题。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使他的思考融入了一个世界性文化思考的重大课题。”他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先行者和楷模。这方面的贡献,让他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中国优秀的思想者之列。

上述思想是周善甫先生晚年思考的结晶,集中体现在他的哲学论著《大道之行》中,而《西湖游记》最早透露了这方面的思想。在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重读周善甫先生的论著,能增强我们赓续历史文脉,建设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信心。

责任编辑:田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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