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4日至9月15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汉文笔谈：东亚独特的视觉交流方式”、“西湖意象：东亚名胜的诞生、流传和移动”两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共邀国内外专家学者70余名，包括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所长河野贵美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吉川竹二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松浦章、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等，会上提交并发表了五十余篇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教授、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河野贵美子所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吉川竹二主任出现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开幕式后是“汉文笔谈”主题的基调讲演，共有来自中日两国的六名学者作了精彩报告，他们分别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日本关西大学的松浦章教授、日本金泽大学的李庆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松寿夫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的王勇教授以及日本东京成德大学的增尾伸一郎教授。随后，各位学者专家围绕“汉文笔谈”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会上指出，在古代东亚世界，笔谈一直是各国使节、僧侣、文人、商贾的主要交际方式，这种凝固的情景对话超越语言，是东亚各国心灵沟通、信息传递、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的独特载体和模式。系统整理和研究笔谈文献，对于了解古代东亚世界的语言、文学、历史、政治、外交、经济、风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的与会嘉宾，不仅有已享誉学界的专家学者，亦有目前活跃于学界的年轻学者，会上围绕“汉文笔谈”与“西湖意象”两个议题，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云南文化学院副院长、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陈友康教授参加研讨会，并发表《晚清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的演讲。他介绍了陈荣昌的考察日本的基本情况，论述了他与日本人士的诗歌唱酬及意义。

陈荣昌（1860年－1935年），字小圃，又作筱圃，号虚斋、困叟。逝世后，门人私谥曰“文贞”。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贵州学政、资政院议员、贵州提学使、山东提学使、云南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云南教育总会会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著有《虚斋文集》、《虚斋诗稿》、《桐村骈文》、《虚斋词》等。

 陈荣昌是云南留学教育的倡导者，是云南派往海外考察教育的第一人。1905年

（清光绪31年，日明治39年），他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得到清朝驻日公使馆、日本外务部、文部省等部门，以及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吕、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田所美治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的帮助，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实业、政治、文化等，他把见闻写成《乙巳东游日记》，旅行过程中所写的诗则编为《东游集》，这是近代中日文学交流的珍贵文献。

    陈荣昌接触的日本人士多是热心中国文化和中国事务的文化人，并且有一定的汉学修养，有的专门研究汉学，工汉诗，所以交流起来心理、语言的障碍都不大。正如长冈护美给陈荣昌的赠诗所说“吾辈同文有夙缘”。他和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颇为广泛，与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吕、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竹添井井、田所美治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互相切磋教育，谈论中国文化，诗歌赠答。从《东游集》和《东游日记》中可以考见的与陈荣昌发生诗歌关联的日本人士有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竹添井井、田所美治、得能通昌、安达常正、高田忠周、烟崖荒浪坦、和田纯、儿玉春三等。

    吟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交往的诗作，有四方面的内容让我们印象深刻：

一是双方友谊深厚。颂扬日本友人的高情厚谊是陈荣昌“笔谈”诗的基本主题。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创，造成两国的矛盾，难免给双方人士的交往带来心理阴影和情感障碍，陈荣昌诗中也不时会出现甲午之战的背影。但也许是时间已经过去10年，也许是暂时的矛盾隔不断千年的“同文”夙缘，也许因为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士，所以日本人士对陈荣昌真诚相待，关心他，尊重他，帮助他，向他“倾肝胆”、“倾厥囊”、“示利器”，几乎无保留地介绍日本的经验和强国富民之道，双方关系融洽，其乐融融。陈荣昌则为日本人士的“盹挚”所感动，赞美他们的风度和友情。历来的唱酬诗，都难免有互相恭维的成分，但就陈荣昌和日本人士“笔谈”诗及他的日记记载的情况看，确实有许多实质性内容感人肺腑，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固然不乏外交礼貌，但也绝不是泛泛恭维。

    二是双方态度理性。日本当时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激情，陈荣昌也是虔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无疑都有自己的本位立场，但在双方交往中，看不到意气用事、争强好胜的情况，更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这不仅因为外交往来一般是彬彬有礼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是饱学之士，具备高远的眼光，能够理性对待两国关系。就陈荣昌诗和游记来看，他超越了对日本的仇恨和拒斥心理，承认日本取得的出色成就，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才能应对挑战，化解危机。他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的蓬勃向上，由衷表示“爱服”，深感中国需要“敲破酣梦，激发愧励之思”，跟上时代潮流，在“人类竞争”中自保和自强，于是抱着真诚谦虚的态度向日本学习。而在日本整体上“脱亚入欧”、大亚洲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与他交往的东瀛学人依然承认中国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和维护，没有否认历史，没有因为自身的崛起而傲慢自大，并善意地对如何振兴中国提出建议。这样一种平和、客观的态度，体现了可贵的理性精神。与那些因为日本强大而轻视中国，否定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看法更为实事求是和富有远见。优良的文化也许真的能化解敌意与仇恨。

三是双方都深为关切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东方文化的命运。中国和日本都有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和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殖民狂潮强势进入东方，对东方文化形成严重冲击，其价值受到挑战，命运堪忧。在“欧风美雨齐飞扬”，日本“国步进于欧米化”的情况下，与陈荣昌交往的日本学者，关注东方文化的命运，提醒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认清并坚守中国文化的精华，不要迷失自己，走上歧路。他们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对东西文化相互激荡之时增强文化定见和定力，延续东方文化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陈荣昌观察到中国文化在日本仍有深远影响，增强了他的文化自信。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渐趋式微，但并没有彻底断裂。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学校里还在传授中国文化，学者们还在研究中国文化，这些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在《树五将归国以诗留别，率和六章》中欣喜地说：“衣冠女士仍吴服，庠序师儒尚汉文。好向此间探古迹，岂惟到处得新闻。”在《和田纯君导观中央幼年及士官诸校》中，他又说：“闻君正读中州学（君教授汉文），吾道由来未陆沉。”中国文化在日本既然没有彻底沉沦，那么在中国更应有其生命力。因此，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在纷乱的文化时代，他凭借自己的“定识”和“定力”，坚信中国文化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宣称“后五百年有公论，尼山大道未应穷”。他从长时段看问题，跳出暂时的现象，指出历史发展将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走上穷途末路，五百年后，孔子之道还将大放光彩。现在时间过去了100多年，中国文化在吸纳西方文化精华、也接受日本现代文化影响的基础上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回头去看陈荣昌的预言，我们不能不惊叹他超卓的眼光。

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说：“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所有的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完美自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类的美好愿景，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有责任引导人类追求“整体的完美”、“和谐的完美”及“普遍的完美”，文化交流更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的有效手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文学交流对于掌握各自在有关问题上的“最好思想和言论”，从而增进彼此的了解、构建双方的良性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中日两国自近代以迄于今，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文化及文学交流仍然是化解它的重要力量。（文化交流处  彭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