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5月23日讯 　5月17日下午，借香港大学郑炜明教授和龚敏教授到云南大学讲学的机会，云南中华文化学院邀请他们到学院举行《中华文化在港澳台地区传承状况》的专题座谈会，教学、科研部门全体教师以及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座谈。大家围绕港澳台地区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复兴、国学教育等问题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收到很好的交流效果。座谈会由副院长陈友康教授主持。

郑炜明教授是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澳门大学，在中国文化和澳门文学研究、诗歌创作等方面成就突出。龚敏教授祖籍安徽，在台湾中正大学获硕士学位，又在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们两位经常来往于大陆和港澳台四地开展学术交流。

郑炜明教授首先介绍了香港、澳门地区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情况，尤其是大学里的情况。他说，中华文化是香港人的文化血脉，过去受到重视，但香港的殖民地色彩较浓，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香港人讲法律、讲程序，形成风气，这是优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片面重视英文教育而忽视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大学里具有西方色彩的学科和西方教育背景的教授更有地位。

在谈及香港民众对内地的文化认同时，郑炜明说，香港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从感情上的，一直以来心向祖国。但是，现在这份感情开始跌下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大量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非法事件等，给人的印象是很丑陋，于是有些人认为不值得认同，因此出现了文化疏离现象。部分年轻人中，有非中国化的倾向，试图用香港本土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如果内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越来越进步，这份感情自然也就回来了。这种情况，从乐观的角度看是短暂的，从悲观的角度看是危险的，现在到了临界点。毕竟年轻人非理性的成份居多，而香港青年没有受到良好的中国历史教育，部分青年没有历史观，只追求时髦和流行。另外，1984年后有些香港人走了，1997年以后又回来了，跟留下来的人争夺资源，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香港人对大陆的政治文化认同度不高。他认为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感到忧虑。

在被问及台湾对大陆的文化认同时，龚敏教授说，台湾中华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台北的很多街道都是以大陆地名和儒家的忠孝仁义等命名。但台湾人很实际，思想也很多元，你把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教育搞好了，台湾人的归宿感就会增强。台湾既有高雅文化，又有低俗文化。高雅文化偏向于两岸和谐，相对而言，文化程度低的人容易被分离主义蛊惑。他说，台湾文学是用汉字写的，无法跟中国文学切割。随着大陆的强大，文化台独更没有空间。龚敏介绍了台湾发扬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的经验。他说，台湾的学术规范比较好，学术界保留传统文人的风气，很少有抄袭现象。图书资源的共享做得好。大陆文献使用困难重重，对学术研究是种阻碍，也不利于学术交流的畅通。

他们认为，随着大陆经济发展，国力强大，需要认真谋划文化工作，复兴中华文化。郑炜明教授说，饶宗颐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会上的演讲《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阐述重建新经学，实现文化复兴的梦想，强调“天人互益”，这是神来之笔。饶宗颐先生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饶先生说：“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这样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诗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是天与人所要共同争取的。”这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大心胸、大境界和大气魄。

他们认为，要弘扬中华文化，就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由于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在与列强的战争中总是处于劣势，文化自尊心受到打击，导致了民族自信心不足。对西方的先进文化，我们当然要学习，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走出战败的阴影，还有自我矮化的心理。学术界仍以用英文在西方刊物发表论文为荣，学术研究唯西方马首是瞻。在国外发表的英文论文高校评价的分数都比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高。自然科学和西学这样做也许有道理，研究国学也这么看，就荒唐了，中国的学问还是要用中国的方法来做。饶先生是国际公认的汉学泰斗，西方许多大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但他做学问仍然坚持传统的方法，他主编《华学》（饶宗颐先生认为，传统的“国学”、“中国学”、“汉学”都不能涵盖大中华区及海外的中华文化，主张用“华学”取代上述概念），只接受中文稿件，即使欧美汉学家投外文稿，也要求翻译成中文。这是要建立学术自信和自尊。他们研究中国文学仍然坚持传统方法，目录、校勘、训诂样样不能少，这样做才能把握事实，做出来的成果自己放心。事实搞不清楚就会出现误区。我们的文学历史比英国、美国短吗？我们没有自己的文论吗？为什么要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

在谈到内地唯利是图、学术不端现象严重的问题时，郑炜明教授说，由于市场导向的局限性，导致了急功近利的现象。价值观与功利的问题是在“道”与“器”的问题，“道”是人类核心价值，不能变，只能微调；“器”是认知、选择的问题。价值观是需要教育、训练的。你把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当然不会重视“道”。没有一个国家会让市场牵着鼻子走，美国也没有，为什么中国要被牵着走？要有选择。剑桥大学的韩国籍教授张夏准的《资本主义没有告诉你的23件事》中，就提出没有绝对的市场。我们应该有选择，有坚守，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文化更不能，崇文兴教是政府的责任，从来如此。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抄袭剽窃就是盗窃、欺诈，应该绳之以法。港台的学术风气比较好，学术界有共同的道德标准，某个人有学术不端行为，学校会解聘他，学者们也自然而然地不跟他来往，保持了文人的骨气，所以学者一般不敢做违规的事。经过文革，内地人的道德感受到冲击和削弱，要重建道德的尊严，才能减少这些问题。

在被问及安身立命问题时，郑炜明说，香港学界的主流是理工科。安身立命是个立志问题，我受饶宗颐、马学良、戴庆厦老师教诲，决心一辈子搞研究，没有别的想法，饶先生的文化复兴梦也是我自己的梦，所以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希望中华文化复兴。

在被问及为何近代史上中国斗不过西方时，郑炜明教授说，西方人认为自私是天经地义的，倡导个人主义，必然会走向互争、独赢。而中国人讲不争、共赢，“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折腾你，你也别折腾我，当然，折腾我也不怕。饶先生挖掘出来的中华文化主张“天人互益”，对全世界和平都有好处。道家“不争”的思想，也有利于世界和谐。不同民族之间的差距是永远存在的，要互相参考。民族之间有些文化差距是不可逾越的，这保持了不同文化的美，我们看他们的很美，他们看我们的也很美。比如，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看唐诗、中国的古文论就很美。中国是农业民族，踏实一点，朴素一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谈及国学教育因不能满足现实的生存竞争需要而受到质疑时，龚敏教授说，教育就是应当教真善美的东西，德智体美。教育为什么要考虑吃不吃得开呢？小学一定要有道德教育，要把人们往好的一面去引导，不能放弃善念。我们可以告诉学生，社会是险恶的，人性是善良的，善比恶多得多，中国13亿人中，最多有1亿是恶的，我们为什么要对善失去信心呢？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恶，可以教育防范，不能因为恶的存在而否定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它导入向善。怎么保存优秀的文化，国家要去想，我们也要身体力行。

陈友康总结说，今天的座谈取得了成功，开启了云南中华文化学院直接与港澳台学者交流的先例。通过座谈，增强了我们对培养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两位教授谈到的文化疏离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是多向港澳台传播正面的信息。他们讲的内容对我们搞好海外国情教育班的教学很有帮助。两位教授治学认真、严谨和规范，对国家的感情非常真诚，有传统的儒者风范和君子之风，文化学院的教师应该向他们学习，以更诚恳的态度，更大的热情投入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

座谈结束后，云南中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赵明辉会见了两位教授，对他们支持学院文化交流工作表示感谢。（文化交流处　刘洋）

2011年8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香港大学看望国学大师饶宗颐。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