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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本期邀请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一级巡视员、教授陈友康,以《统一性引领云南各民族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浩瀚大海》为题,从云南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出发,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论断,进行了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是对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云南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重要性。
慕义向化,追求国家统一,归向中华文明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云南是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历史上,各民族保持着坚定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国家认同,大一统的滚滚洪涛,一往无前,最终凝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各民族之间也有纷争,地方政权和中央朝廷也有冲突,但心向中华、维护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各民族共同守卫、建设祖国边疆,共享泱泱大国的荣光。
东汉前期,云南少数民族首领白狼王唐菆向往汉朝,主动归化,作了《白狼王歌》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献给汉明帝,《东观汉记·莋都夷》和《后汉书·西南夷莋都传》均有记载。这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反映了在汉朝治理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云南各民族“闻风向化”“慕义向化”,“向化”就是归服中华文明。诗表达了当时云南民族领袖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赞颂,视汉朝为慈母,“乐德”“慕德”“怀德”,以及不畏艰难险阻、扶老携幼到洛阳,坚决归化、永远忠诚于汉朝的意图。他们的态度非常诚恳,说“去俗归德,心归慈母”“传告种人,长愿臣仆”,表明了汉文明的强大感召力。这一点得到历史事实证实,《后汉书·西南夷莋都传》载:“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说明中华文明中的国家统一思想已深入人心。
蒙舍诏在唐王朝支持下,吞并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唐玄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日渐强大,统一云南全境,继续开疆拓土,巩固了唐朝西南边疆。阁罗凤时期,由于边将骄悍,宰相杨国忠愚顽,南诏不得已反叛唐朝,天宝战争爆发,唐军大败,云南进入割据状态。战争结束后,阁罗凤专门在都城太和城竖立“德化碑”,表明叛唐是不得已的,希望通过此碑表明他对唐朝的忠心。南诏尽管无奈叛唐,但始终服膺中华文明,归向中华之心昭昭可见,于是异牟寻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与唐朝使者会盟苍山,重新臣属大唐。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说:“在数百年间,唐宋王朝之势力,未能直接统治云南,而为地方土长割据,然云南与内地之往还未绝,其社会经济文化属于中国体系,为中国整体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绝非‘独立发展’。其所以如此,由于云南与内地人民之紧密联系,共同发展中国历史,此历史本质,足以充分说明。故此数百年间,云南为中国整体之一部分,不能以统治者之分割,而认为脱离中国也。”[1]
推行国家治理一体化,促进云南进步
元世祖平云南,设云南行省,将云南置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他对云南的经营,维护了国家统一,如《元世祖平云南碑》所说:“万国一家,孰为要荒?”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增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今其民被皇明,同于方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清中央政府加强了对云南的统辖和治理,发展生产,为民兴利;兴办文教,养成士人;兴起礼仪,化民成俗。“礼乐不异车书同”,教育兴旺,文化气氛浓厚,士人阶层壮大,文化创造蒸蒸日上,骎骎与中原同风,社会发展全面融入全国主流,主要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儒学教化)、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基本一致,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也逐渐赶上内地一般水平。这就推动边疆民族“从风向化”,强化了边地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养成美俗,提振民气,进而转化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施行德治教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德治教化就是以美德和文明教育、感化人。《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即文明、文化,它与野蛮相对而言。中国文明早启,居于文明的上游,先贤很早便确立了以文化人的理念。“文”也包括“德”,文明的人,一定是有道德的人。所以,教化就是启发、感化人们追求、扩充善良的本性,做文明人。文明具有感召力,古人所谓“从风向化”就是指此。
“德化”是中国处理周边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高尚高明的治理理念。《论语·季氏》载孔子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为政》又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倡导通过文化、道德建设使文明处于高位,感召“远人”,而不是武力征服,这是中国早期软实力思想。中国遵循这一真理,走出了一条民族和谐共进的成功道路。中央政府大体能尊重各民族及其地方政权的权益和体面,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以“文德”感化和引导后进民族,而各民族也仰慕、追随中原文化,于是超越夷夏之间的民族界限,形成共同发展、共享国家荣光的局面,形成基于文化—价值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天宝战争,唐王朝派数十万大军征战南诏,被南诏击败。而南诏王阁罗凤凯旋之时,不但没有诅咒唐朝,反而在大理城立巨碑《南诏德化碑》,说明战争的起因,表示“不忘大义”,嘱咐后代机缘合适将继续归奉中国。并埋葬唐朝将士,甚至祭祀战死唐将。在南诏处于鼎盛、而唐王朝已无力问边之际,为什么还如此敬畏唐朝呢?原因已由碑名作出正面回答:“德化”。著名纳西族学者周善甫先生说:“蒙氏清楚地理解到:既应感戴中华屡世之德治教化,亦唯有中华之德治教化,始足以为其长治久安的立国之本。显然,南诏所痛恨的,乃是强暴的侵略者;而所应感戴者,则是中华的德治教化,两者本该分别对待。”[2]他还说:“仗着有如此广阔的疆土,众多勤劳朴质的人民,得以从事稳定的农耕生活,便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邦国,并开创了一个爱和平、乐群居的文治政体。足以融摄周近的部族,而不致形成敌对的强大势力。所以不但不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受到周近蛮族的摧残与颠覆,还日益开拓和稳定起来,成为古文明的唯一孑遗。”[3]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增强凝聚力、提高治理效能
“书同文”是大一统的重要方面。“书同文”的实质是通过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文明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书同文”是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文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
秦汉以后,汉语汉字就成为云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南诏、大理国王室以汉文为官方语言,用汉文赋诗作文;典章制度多效仿中原王朝;大一统、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原文化沾溉、涵濡云南文化,带动云南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向而行,继长增高,汇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浩瀚大海。
因此,“书同文”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是形成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南诏、大理使用汉文,以及南诏、大理接受汉文化对南诏、大理文明发展的推动,为民族地区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效应提供了历史经验,对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启迪。
文化上美美与共,心向中华
云南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各民族也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贡献于中华文化,与主体文化“融为一体”。各民族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都有各自创造,而又交流互鉴,相得益彰。饮食、服饰、节会、歌舞、民间文艺、民间工艺等民俗事象,五彩纷呈,共存共荣。云南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是中华文化主干上的茂盛枝叶和美丽花朵。同时,各民族主动接受中原文化,方国瑜先生说:“自古以来云南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这一地区,而云南各族人民没有族别成见,善于接受汉族文化,对各族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很大作用。”[4]这是云南各民族的优良传统。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感召和引领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促进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文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注重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少数民族文化强调崇尚自然、爱惜生灵,热爱生活、勤劳简朴,各族相亲、敬重长者,热情好客、守望相助,讲求道义、勇敢无畏,信守承诺、非义不取,自尊自爱、重情重理,等等。对这样的理念,要加强提炼、阐发、弘扬,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文化养分”。云南各民族心向中华的大一统观念和深厚情感,无疑也是需要继承和弘扬的。
平等互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文明统一性根基的有效手段。
历史上,各民族在云南大地上繁衍生息,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依存,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发云南,共同创造云南历史和文化,共同培育共有精神家园,共同为国家及中华文明作贡献。1950年,普洱区赴京观礼26个民族代表团,参加国庆周年庆典,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城市,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感祖国大家庭的光荣和温暖,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增强了对新中国的感情和认同,并以发誓和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庄重形式,表达了跟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的坚定决心。它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的成功典范,也是云南民族同胞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中华认同的结晶,并在原有基础上注入新的内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实现了民族平等,云南各民族进一步融入祖国大家庭,团结奋斗,经济社会空前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民族团结和睦之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接受共同教育,以及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共同性不断增强,差异性逐步缩小,与全国人民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云南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5000多年来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增强了我们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信心和决心。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共同团结奋斗,创造足以彪炳史册、辉耀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参考文献:
[1]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M].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7页.
[2]大道之行:周善甫国学论著[M].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7页.
[3]大道之行:周善甫国学论著[M].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
[4]方国瑜文集(第一辑)[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责任编辑 | 沈 艳
图片来源 |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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