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嘉靖三年（１５２４），杨慎因“大礼议”忤朱厚熜，被廷杖后“长流永昌，永不叙用”，终老滇南。今年恰是升庵谪滇５００周年，《昆明学院学报》推出“杨慎入滇五百周年纪念”专栏，是对升庵入滇的纪念和致敬，对推动升庵研究有积极意义，也是传承发展云南优秀历史文化的有益举措。

杨慎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是明朝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其气节、才学、遭遇和成就让他始终是话题人物，学界和民间津津乐道。２１世纪以来，全国杨慎研究进入新阶段，文献整理、生平研究、学理阐释不断拓展和深化，成果累累，升庵的品格、文化成就及其价值、文化史地位得到进一步阐发和凸显。升庵家乡四川尤为重视，２０１８年１月，四川大学成立杨慎研究中心，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４月四川省杨慎研究会成立。中心和学会组织开展杨慎研究，推出了系列成果。湘潭大学文学院形成杨慎研究团队，编纂《杨慎全集》，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国各高校研究杨慎的博硕士论文屡见不鲜。升庵研究呈现欣欣荣景。

升庵在滇３５年，云南是其第二故乡，他对云南文化影响之大，罕有伦比；其文化成就，主要是在云南取得的。李一氓先生曾为新都杨升庵纪念馆题词说：“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化，对中华民族成长有贡献。”滇人敬之爱之，“风徽追仰三百年。”但当代云南的杨慎研究却颇为冷落，研究队伍、产出成果、学术影响与其在滇成就和贡献极不相称。２０２３年７月，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发起，并与云南大学文学院等首次主办“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冷清的水面溅起一片浪花。会上有学者指出，云南的杨慎研究，“官方缺位”“学者缺位”，云南对不起杨升庵，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指出，云南具有独特学术优势，在深入开展杨学研究中大有可为。

本专栏刊发３篇论文，茶志高文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一氓老的卓论，阐明了升庵诗对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意义。高云翔文通过对升庵诗中“滇海”地理意象多层意蕴的辨析，揭示升庵在滇心路历程和诗歌特征，虽不无稚嫩，然锐气可嘉。拙文属升庵接受史研究，通过考论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证明历代文化人对他的崇仰和他绵绵不绝的影响，并阐述了他和云南的双向互动关系、名贤遗迹的感发作用。三文均有角度新颖、以小见大的特点。

当前，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和国家的文化战略，加强对杨慎这位“对中华民族成长有贡献”的杰出文化人的研究，就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有更多云南学人研究升庵，将其人品风范和文化成果转化为当下精神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贡献。

杨慎是明代最杰出的文化人之一，因“大礼议”被永久流放云南，于其本人而言，是要付出一生代价的悲剧，对云南而言，却是千载难逢的机运。一是他居滇３５年，遍游南中，写了表现云南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量诗文，及《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诸书，让云南之美传扬天下。二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云南文学迅速崛起，达到历史高峰。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说：“滇中风雅，实开于升庵，故有杨门六君子之称。当时以媲苏门六君，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亦吾滇艺林佳话也。”他是云南文化的不朽功臣。

因此，杨升庵受到滇省绅民普遍崇敬和纪念，“风徽追仰三百年”（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生前，云南士人、官绅与之交游唱酬，接其謦欬，睹其风采，沐其德泽，而他启导提撕，气运大开，云南文坛遂呈彬彬之盛；去世后，不同时期的学人、官员造访其遗踪，追慕其德业，故题吟之作连篇累牍。湖北江夏人程封清康熙间任南宁（今曲靖麒麟区）知县时撰《杨升庵先生年谱》，辑录明清３８家与杨慎唱酬及挽悼诗，都为一卷，附于《年谱》之后。剑川赵惠元道光间纂《杨文宪公写韵楼遗像题词汇钞》（以下简称《汇钞》）一卷，收录彼时所见清人咏升庵遗像诗作。今人王文才撰《杨慎学谱》专设《交游诗钞》，辑录从（明）张含到近人杨庶堪６４家与杨慎唱酬及题咏诗词。王书所收已颇为可观，但远未完备，滇诗人咏升庵诗作在滇诗别集中层见叠出，蜀中和全国其他省题咏诗亦应不少，实难穷尽。足见升庵之受人尊崇。

升庵在滇，广受欢迎，故遗迹众多。其中，昆明西山高峣碧峣精舍（今升庵祠）和大理点苍山写韵楼最负盛誉，参谒名人络绎不绝，题咏之作遂夥，构成升庵崇仰史和接受史的华彩篇章。本文论写韵楼题咏诗，从一个侧面切入，在考实的基础上，阐发重要文本之意蕴，彰显升庵人格光辉和成就，进而辨析其在大礼议中的行为之意义，揭示他与云南的双向互动关系、名贤遗迹的重要价值等。

点苍山感通寺，亦称荡山寺，升庵改称海光寺，是大理最著名的佛寺之一，风景奇胜。（明）陈文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载：“感通寺，旧名荡山，又名上山寺，唐僖宗时所创也。去府治十里许。寺有三十八院，林木葱篟，优雅迥绝，甲于诸寺。”清黄元治《荡山志略》卷上说：“荡山在圣应峰之麓。世传东方阿闍佛来山说法，先期洱海龙王吐水涤荡，因名。”荡山又称班山。“感通”得名之由，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紞《感通寺记》（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大理府》）载住持无极的解释说：“一事最为灵异，此寺所成之日，住持者焚香默祷，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飞来奠于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所谓洱海龙王吐水涤荡，佛像受僧人之虔诚所感从大理城中自动飞来落于佛座，且烧不坏，都是信徒“自神其说”，姑妄听之。无极在傅友德平大理不久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率僧人到南京朝觐明太祖，献花献马献赋，陛见时马嘶花放，太祖大喜，予以优礼，并御制诗１８首赠之（见无极《朝天集》，《云南丛书》本），无极勒石膜拜，遂为镇寺之宝；杨升庵在感通寺著书，李元阳将其住处命名为写韵楼；徐霞客游寺；担当晚年住锡，圆寂后葬于此，这些逸事使感通寺名重滇中。担当联曰：“寺古松森，西南揽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

　　　　二、写韵楼升庵遗像：长奉真形照青史

近些年，文学图像学兴起，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考察文学家画像是文学图像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说：“图像进入坟墓却是为了对抗死亡，图像永远对当下敞开而拥有恒久的魅力，重解图像极具价值。”流传于世的文学家图像更有“对抗死亡”的意义。已去世的文学家，通过画像保留其神采，向后人“敞开”，供后人瞻拜，并激发文学家创作诗文（题诗题跋作记），使图像承载的意义不断增长、丰富，而逝者精神借以长存、光大，也是很有魅力的事情。对升庵遗像的接踵题咏，证明了这一点。

“升庵生前，已有造像，卒后传写滇蜀，遍行海内。”写韵楼旧悬升庵遗像，始于明末清初。赵惠元《汇钞》小引说：“道光壬寅（１８４２），榆城院试后，游班山，宿海光寺，登写韵楼，拜杨文宪公遗像，为明季蒙化遗老陈翼叔摹自昆明李近楼圣谟家，以寄雪老禅师，悬之楼上。二百年来，题咏已满，剪烛雒诵，留连不忍去，既裒录为卷，俟刻而咏之。”书中有明著名遗民诗人陈佐才（翼叔）识语曰：“此像得于会城李近楼先生家，摹寄雪老禅师，悬于班山写韵楼，以不忘升庵。先生于嘉靖丙申间常住此楼，著《六书转注》之遗迹。”这是关于写韵楼升庵遗像的最早记载，是赵惠元从遗像上钞录的，交代了遗像来源。此像林则徐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仍见之。辛亥年（１９１１），赵藩游感通寺，见写韵楼已毁于兵燹，“僧言像帧亦久不存”（《汇钞》卷首赵藩题识）。盖毁于咸同滇乱。

李圣谟详情已不可考，只知他与升庵有交情。程封代理昆明知县时，访升庵遗迹，从圣谟裔孙、生员李贤喆家得升庵遗像而摹写之，并作《像赞》，一同刻于《杨升庵先生年谱》卷首。《像赞》序说“祖近楼与太史交”，则李圣谟家画像应作于升庵生前，其来有自，是较为接近升庵原貌的。王文才先生认为：“滇中传写，以昆明李近楼家藏为祖本。”

考《荡山志略》，雪老禅师应是广厦。《志略》卷上《人物》曰：“广厦，号广雪，安宁州沈氏儒家子也。幼时闻经声佛号，辄踊跃不已。及长，善病。流寇入滇，亲亡家破，遇担当和尚，遂剃发从游，入水目山参无住和尚受戒法。住师命参‘无’字有省，时时请益，皆契宗旨。后随担当入鸡山阅大藏，愈拓冥悟。已，乃住班山，罄力修葺。衣钵之外，绝无长物。人谓其静虚若谷，能断葛藤，真无忝于师承云。”“流寇”指孙可望大西军残部。无住洪如是明末清初滇中著名高僧，担当从其剃度，广厦是担当弟子，亦从无住受戒，陈佐才系担当挚友，与僧人交往密切，且时代相若，“雪老禅师”者，当为广雪之敬称也。

画面升庵形象，王文才先生以为是杖履图，并认为是据升庵生前请人摹写之图仿制。他说：“此像乃仿宋人写东坡儋耳出游之意，即滇中所传升庵杖履图。图作方巾野服，拄杖行游之态，仿东坡拄杖图意，有别于家像冠裳高座，实杨门师友所传小影。从李（近楼）本出者，一在大理写韵楼，一在高峣太史祠，各有摹本及石刻，流传不绝。”写韵楼石刻像，李根源１９１２年到大理处置滇西事变，游感通寺时曾见之：“大理感通寺即升庵写韵楼故址，与升庵曳杖石刻像，壬子（１９１２）之夏偕张督文光瞻拜之。”（由云龙《高峣志》下卷）未提画像，则此前已毁。复考严遂成《拜升庵先生遗像》“兵火销沉后，丹青尚俨然。鹤癯抡杖骨，松老著书年”，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雪鬓霜髭写旅愁，芒鞋竹杖恣诗料”，孙士毅《题升庵先生画像》“如何曳杖疏闲貌，洱海行吟堕瘴烟”，均突出“拄杖行游之态”，足证王先生的推断是可靠的。

写韵楼升庵遗像向登楼的诗人“敞开”，他们顶礼膜拜，写了许多诗，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遗像让升庵风神长存，“长奉真形照青史”（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而诗人的吟咏更是让他始终活在当下，确实有“抗拒死亡”的效果。

三、《汇钞》本写韵楼诗：才名死后千载重

赵惠元是个有心人，登写韵楼而汇钞升庵遗像题咏之作，并系以作者简介，使诗作未随遗像俱毁，作者亦可凭其简介而进一步考知，良可宝贵。赵惠元是赵藩世父，辑刻《云南丛书》时，赵藩弟赵萱从村塾中得钞本示石禅，“讹舛蠹损，勉事校雠，别钞一过，乃可成诵”（《汇钞》卷首赵藩题识），然后收入《云南丛书》付刻而得以流传，此亦赵氏兄弟一功德。石禅叹曰：“此卷未罹劫灰，宁非后幸？”

《汇钞》依次收刘彬、黄元治、王文治、王昶、赵文哲、曹仁虎、张裕榖（河南仪封人，迤东道道台）、博明、屠可堂、桂馥、杨霆（太和人，河南涉县知县）、苏惇、失名、严遂成（浙江乌程人，嵩明知州）及赵惠元１４人诗作２５首。下面考述其中几位诗人，并简析代表性文本。

刘彬，《汇钞》云：“玉章，霍邱人，流寓永北。”彬，清初人。《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二《流寓》：“刘彬，字玉章，江南霍邱人。善诗文，工草书。总镇（永北镇总兵）马声延为壶山诗社长，后为总镇汪一贵内幕，遂家于永。”著有《全滇疆域论》《铁园呓语集》等。《汇钞》收其《康熙己巳（１６８９）正月瞻升庵像》：“当时写韵人何在？胜迹犹存写韵楼。若使贾生非痛哭，何缘李白得长流？才名死后千载重，戍客身前一世休。细睹遗容应再拜，予怀渺渺为君愁。”谓升庵因痛哭谏君而被流放，付出一生代价赢得千载重名。

黄元治，安徽黟县人，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政绩突出，“品学为海内推重”（《新纂云南通志·名宦传六》）。两度供职云南，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前后任大理府通判，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复出任澄江知府，兴利除弊，两袖清风。在滇著《滇南草》，咏大理风物之诗颇多。通判大理时，纂成康熙《大理府志》三十卷、《荡山志略》二卷，有功大理文献。他多次游荡山，作《康熙辛未登写韵楼瞻升庵先生像》《癸酉再瞻像题于松韵楼》《海光寺写韵楼怀杨升庵先生再题像上》诸诗。《康熙辛未登写韵楼瞻升庵先生像》：

威凤巢禁林，本非炫文采。浮云翳朝阳，骇浪簸沧海。

丹羽触网罗，苍鹰踞鼎鼐。吁嗟杨夫子，仗节率寮寀。

沥血扬昌言，泣叩君门椳。贾生痛哭书，汉文不见采。

谪居万里余，主圣臣引罪。感恩赐不死，投荒复何悔？

怅望君与亲，胸怀独郁垒。天地悯孤臣，瘴毒不能痗。

草木有阳春，生还应可待。迢迢滇以西，飘零数十载。

题咏满名山，苍山尤嵾。上有高僧庐，海光遗迹在。

嵯峨写韵楼，笔精吐烟霭。清节留松筠，幽芳结兰茝。

伊余生何晚，杖履追莫迨。遗像瞻于今，须眉雪皑皑。

中有不死心，扪之发光彩。

康熙己巳为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诗写升庵不惧鼎鼐，自投罗网，率同僚痛哭进谏。“沥血扬昌言，泣叩君门椳”指大礼议中杨慎等２００余人跪伏于皇宫左顺门，撼门恸哭，“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七十九）但忠言不被嘉靖帝（汉文指朱厚熜）采纳，谪居万里之外。升庵九死不悔，心中始终忠于君王，而念及亲人，不免惆怅。天地同情他，瘴毒不能侵害。他在滇“飘零数十载”，写了大量诗作，“题咏满名山”，写点苍山的尤为巍峨特出。“笔精吐烟霭”指他在写韵楼著书赋诗文。扼要描述了升庵遗像特征：手持竹杖，须眉皆白，神采焕然。最后颂美升庵松竹般的“清节”和兰蕙般的“幽芳”，表达追随之意。多用比兴，意境沉郁，诗艺亦佳。

《海光寺写韵楼怀杨升庵先生再题像上》其二：

丹青留得谪臣颜，望阙心劳鬓发班。

非是金门归未得，君恩赐与点苍山。

说靠画的摹写，人们能跨越时空睹升庵容貌。其身在边陲，心系朝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免憔悴，鬓发斑白。妙在结句，升庵游点苍山，住写韵楼，作诗文彰显其特征，传扬其美名，故明世宗惩罚他的行为反而成了“恩赐”。对升庵残酷，对点苍山、对云南，倒真是莫大“恩赐”，蚌病成珠，反常合道。

王文治、曹仁虎、王昶、赵文哲均江南名士，声华素著。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至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清高宗为反击缅甸侵扰，发动征缅之役，王昶、赵文哲从军入滇，所作滇事诗极多。军余往来于昆明、腾冲之间，经过大理，游感通寺，瞻拜升庵遗像而题诗。曹仁虎官至侍读学士，考王昶《曹仁虎传》（《春融堂集》卷六十五），仁虎未有到南中之经历，其诗题作《寄题升庵先生遗像》，则是从外地写寄感通寺，由他人书于遗像者。又，王文才《杨慎学谱》从《新都县志》辑得孙士毅《题升庵先生画像》，认为是咏写韵楼遗像者。孙士毅亦在征缅戎幕，也许曾游感通寺而赋此诗，或未题于遗像，不见于《汇钞》。

王昶（１７２４～１８０６）字德甫，一字兰泉，号述庵，江苏青浦人。乾隆甲戌（１７５４）进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晚年深得清高宗优遇。是清代“名满天下”的文学家和学者，著作等身。他两次入滇，第一次是参加征缅之役，为云贵总督阿桂幕僚。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任布政使。他写了《滇行日录》《征缅纪闻》《重游滇轺纪程》《铜政全书》，以及云南题材的诗文，并提携云南人才，有功云南文化。诗文汇编为《春融堂集》。

王昶撰《春融堂集》

王兰泉题升庵遗像诗有一个长长的题目：《余以薄谴从军，往来金齿，每过升庵先生故居，辄作诗志感。今北还，道出龙尾关，博晰斋观察先属太和屠大令携写韵楼先生遗像来乞题，因题一律，附书旧作三首，用表生平瓣香之愿。然先生忤世庙，卒老贬所；余遭逢圣明，未及两年赐环，既以自幸，又益悲先生云》，交代了题诗的缘起和目的。晰斋是博明号，察哈尔镶蓝旗人，时任迤西道道台。屠大令即屠可堂，浙江四明（今宁波）人，时任太和（今大理市）知县，大令是对县令的美称。诗曰：

写韵危楼瞰洱河，流传玉貌未消磨。

中朝仕宦羞张桂，北地文章敌李何。

才子相门前代少，词臣羁迹异方多。

图形合在灵均庙，暮雨修篁带女萝。

“张桂”指大礼议中支持明世宗的张璁、桂萼等人。他们阿附上意，破坏纪纲。此句意为升庵在朝为官，羞与张桂为伍，凸显其气节。“李何”指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领袖，此句意为升庵诗文足与李何颉颃。称杨廷和为内阁首辅、朝廷重臣，杨慎为名满天下之才子，这样的家庭很少见。升庵任翰林院修撰，故称词臣，他羁留云南，留下很多胜迹。把他比为屈原，受到崇祀。首尾二联说写韵楼雄峙点苍山，俯瞰洱海，环境清幽，衬托升庵“玉貌”之高雅。

所谓“薄谴”是指，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王昶任刑部郎中，因受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引案牵连获罪罢官，自请从军报效。阿桂以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挂帅征缅，知王昶乃干济之才，遂请其从行。乾隆诏许之，让其“自备资斧效力”《清史稿·王昶传》，即自筹经费到战争前线戴罪立功。他于是年十二月入滇，在滇三年，参赞军机，草拟文牍。清高宗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补吏部考功司主事，此即所谓“遭逢圣明”。

王述庵与升庵有相似的遭遇，故对其命运有更深切的感受，多次题诗撰文。在永昌，作《永昌己丑春过杨升庵故居》五律二首、《冬日重经先生故居》七律一首，此即“旧作三首”。在四川，按察使查礼（俭堂）修新都杨慎故居，命名为“升庵雅集”，王昶作《升庵雅集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任云南布政使时巡视永昌，保山知县王彝象重修升庵祠，作《重建永昌杨文宪公祠堂碑》（《春融堂集》卷五十一），均提到他为写韵楼升庵遗像题诗事。

王文治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出任临安（治所在今建水）知府。征缅时，转输军需，过大理，作《乾隆三十二年观升庵先生像因题》：

点苍山翠点书帷，写韵楼高俯海湄。

自要文章传赕诏，不嫌张桂太倾危。

脱鞋内殿吟诗日，洒泪朝门议礼时。

同是蜀人同被放，永昌归较夜郎迟。

说天意要升庵来云南传播文化，连过度倾轧、迫害他的张璁、桂萼辈都不那么惹人讨厌。这是就升庵来滇的客观效果说的。把升庵和李白类比，突出其豪气。而两人同是川人同被流放，太白未到夜郎即赦归，升庵却老死贬所，遭遇更惨。

桂馥（１７３６～１８０５）字未谷，山东曲阜人，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乾嘉学派巨擘。嘉庆元年（１７９６）赴滇任永平知县，转顺宁知县。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卒于任所。在滇为官清简，写了一些描写云南风物和社会生活的诗，并著《札朴》等。钱钟书《昆明舍馆作》（《槐聚诗存》，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云：“未谷芸台此宦游，升庵后有质园留。”把他和杨慎、阮元、商盘（质园，任元江知府）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内地入滇的杰出人物。《汇钞》收其《嘉庆丁巳晓园廉使属题升庵先生像》七绝三首。嘉庆丁巳为嘉庆二年（１７９７）。据《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五，李亨特字晓园，汉军正蓝旗人，官至东河道总督。乾隆末任云南迤西道，嘉庆初加按察使衔，故称“廉使”。从此可知，李亨特应有题像诗，但不见于《汇钞》，似已散佚。道光广州人邓潜有《百字令·桂未谷杨文宪公画像》，说明桂馥曾摹写升庵像，流传内地。

桂馥画像

《汇钞》所收题咏诗，时间线索清晰，感情真挚。诗作内容，集中于以下数端：一是为升庵遭遇鸣不平，表彰其亮节孤忠，表达追随之意。二是谴责造成升庵悲剧的张璁、桂萼等人，讥其阿旨求荣。三是指出坎坷遭遇成就升庵的文学业绩。四是肯定升庵对云南文学的影响。多位作者是清朝诗坛和学界巨擘，他们由衷敬仰升庵，说明升庵感召力之强。而他们的题咏，让升庵熠熠生辉。

君不见撑天拄地惟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升庵太史重伦彝，触犯天威杖以百。悲哉百杖杖不死，诏还荷戈戍金齿。去来常爱点苍雪，为楼写韵班山里。书法专学铁门限，挥毫全用藏经纸。唱酬日日李中溪，诙谐处处弘山子。戍滇四十有余年，每上斯楼独洒然。摇落风霜公老矣，叶榆千楼俱废斯楼传。生憎斯楼太孤绝，高人披览常不辍。愧我无酒要焙茶，冷灶尘生多扯拽。几株垂柳忒无情，靠墙倚壁委柴荆。其如窟狐又穴鼠，不怜旧燕与新莺。梁间阿谁贻此匾？嘉靖丁酉时代远。灵和之殿已成尘，风光况复忘忧馆。山僧无力可重修，巴蜀乡情重山丘。蜀人首唱诸绅和，金碧辉煌楼上头。挺霄插汉烟云流，使我一眺即能穷九州。从此声韵更清越，憔悴腰肢舞不歇。国朝九十状元郎，公为领袖朝金阙。斯楼若较戍楼高，赖有轗轲成大业。大业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迁谪？君不见，关山月！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林则徐到永昌解决汉回纷争，返昆明路经大理，在迤西兵备道王发越等人陪同下参谒写韵楼升庵遗像而作《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诗云：

一是升庵“胡粉蛮花”问题。“胡粉蛮花”故事流传甚广，对此一癫狂失态行为，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升庵为了避祸而自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云：“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王世贞认为升庵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不同意“自污”说，而认为他壮心犹在，故以游戏人生方式发泄。泸州人朱茹隆庆中为副使，作《杨升庵诗集序》云：“用修之谪戍也，世庙每询于当国者，赖以猖狂废恣对。已又询不置，将物色之，祸几及，当国者又以前语对，得以免。于是用修闻之，惕然骨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世乃以纵欲荡情、批风抹月过用修，亦乌知用修哉？”可见明世宗时刻关注升庵的行为，随时准备抓其把柄加害，升庵恐惧，“惕然骨慄”，自污之说并非无据。林文忠同意自污说，认为“锦衣竖子嫉如仇”，升庵只能“胡粉蛮花恣冶荡”，以放荡之态迷惑嘉靖及政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词品〉大体可观》条说：“傅粉插花，诸伎扶觞，迹其行事，颇类风狂，然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

二是升庵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说升庵贬谪云南是天意，目的是让他增加云南人的才智。说云南地处边陲，文化落后，没有人主持诗坛。升庵到滇后，与李元阳（觉林居士）、木公（公恕）、张含（禺山）等切磋唱和、指导提携，云南诗歌得到大发展，并推动滇诗流传内地。“公恕能谐中土音”自注曰：“夷酋木君公恕，从先生学诗，先生录其诗百十四首，曰《雪山诗选》。土司之诗传于中土自此始。”苏轼流放儋耳（海南）、韩愈流放潮州，促进当地人文蔚起，升庵对云南的作用，与他们大致相同。并且力谏革除弊政。因此，滇人三百多年仰慕、追随他的美好风范，对他的祭祀（俎豆）延续亿万年。

此点世所公认。张含《读毛氏家史》（《张愈光诗文选》卷七）云：“太史逐于滇，克化滇人，向导敏学。”李元阳《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李中溪全集》卷五，《云南丛书》本）云：“榆之士人，无问识不识，咸载酒从先生游。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薰其德，文学用昌。有不及门而兴起者矣，况亲炙之者乎！’以是从之游者，日益以众也。”游居敬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任云南巡抚，与升庵有交集，升庵病重时，“数遣医诊视之”，其《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是关于升庵生平的可靠资料，文中说：“有叩者，无贵贱，靡不应，时出绪言，以诲掖群髦。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康熙《蒙化府志》卷五《流寓·杨慎》谓：“公怜才造士，有一善皆极为奖励，故蒙士乐从之游。”连彝族土司左正亦执弟子礼。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确实堪比昌黎之于潮州、东坡之于儋耳，滇人宜以金身铸之。

三是表达对升庵的崇敬和慰藉。从“我亦投荒未死身”到末尾，先写自己被贬谪伊犁，遭遇和升庵相比，还更糟糕。幸好皇帝仁慈，重新起用他，持节来到云南。但自己学问无成，感到惭愧，于是借到滇西南解决变乱问题，返回时登写韵楼瞻拜遗像，焚香顶礼，向他请教。“雪鬓霜髭”两句描写升庵遗像的画面内容：升庵须发皆白，反映他长期贬谪受到的侵害；他穿着草鞋，手扶竹杖，恣情山水，寻找诗料。并说升庵形象与过去在他文集中看到的是一样的，均惟妙惟肖。最后希望升庵的灵魂归来，继续住在写韵楼，云南平安祥和，大理城镇无恙，足以让他像过去那样徜徉玉洱银苍之间。这是对升庵的期盼和告慰。而世事诡谲，林文忠离滇不久，滇乱大炽，绵延近二十年，滇西糜烂，感通寺毁于兵燹，遗像随付劫灰，令人叹惋，“悲歌问天”。

林文忠公一代伟人，他对一代才人杨文宪公的致敬，让我们加深了对升庵的理解和崇敬。

六、余　论

在考论题咏写韵楼升庵事迹代表性诗人和文本基础上，尚有三事须进一步申说。

一是对升庵在大礼议中的行为之评价。题咏升庵之诗，多涉及大礼议。杨慎等在议礼中的行为，历史上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过于迂执、矫情、偏激，意义不大。清高宗曰：“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之《嘉靖三年七月》条）认为杨慎等“撼门恸哭”的行为是要挟皇帝，危及君王安全，不成体统，“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几乎全盘否定。这是乾隆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的，不乏偏见。清人沈德潜、毛奇龄、赵翼、袁枚等均持此说。诗中亦有此类观点，康熙著名高僧溥畹《过高峣吊升庵杨太史》（《滇南诗略》卷四六）云：“只为争一字，空惹许多愁。”《明史》卷一九二杨慎等参加大礼议诸臣传的赞论说：“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王思、张翀诸人，或纳谏武宗之朝，或抗论世宗初政，侃侃凿凿，死节官下，非徒意气奋发，立效一时已也。”一方面指出他们过于偏激和戆直，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们都是正直之士，为国家不顾个人生死得失，气节可嘉，激励人们“意气奋发”，产生长远的正面效果，可谓持平之论。

写韵楼咏升庵诗，均高度评价升庵在大礼议中的行为，颂扬其勇于担当和凛然气节，肯定其维护正气的意义。张裕榖《乾隆四十二年瞻升庵先生像》云：“写韵楼头意态呈，批鳞风节宛如生。一时议礼同山立，终古须眉照水清。”担当《写韵楼歌》说：“君不见撑天拄地惟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升庵太史重伦彝，触犯天威杖以百。”林诗开头就赞扬升庵“伏阙批鳞”的事迹照耀青史。其深层原因，王昶《重建永昌杨文宪公祠堂碑》说得最为透彻：

当大礼之殷也，人以一身争之，而公以两世争之；及其廷杖也，人以一次受之，而公以两次受之，茹荼衔酷，千古未有。然衡以往事，定陶共王之议，争之者史丹；宋濮王之议，争之者司马光、程颢。论其世以考其人，公之谪戍，若揭日月而行，彼张璁、桂萼、方献夫者，盖冷裦、段犹之徒，何足当一吷哉？世之重公者，多以博学目公，而忘其扶植纲常，激扬风义，有九死而不悔者。

把大礼议与西汉共王之议、北宋濮王之议类比，深刻阐释了升庵反对尊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对于“扶植纲常，激扬风义”的意义，赞扬其光明正大，勇毅无畏。“公以两世争之”指升庵与父杨廷和均是大礼议骨干，并同遭打击。“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明史稿·文苑传·杨慎》），此恨终身未解，故父子落寞以终。而父子亦终身不悔，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浩然之气，千秋凛然。

二是升庵和云南互相成就问题。升庵入滇，领袖群伦，带动云南文化发展，泽流千载，世所公认，前文已论之。同时也要看到，云南也成就了升庵，二者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发愤著书”“诗穷后工”是我国文化创造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性现象，升庵从玉堂远窜荒徼，断绝仕路，陷入逆境，终身未达，使其免除世俗纷扰，于是通过“立言”体现人生价值，集中时间心力于撰述，著书无虑百数十种，以至“明世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谈迁《国榷》卷六十二曰：“慎以卓绝之才，弘博之学，谪滇南，端居深省，发愤著书，神荧理解，垂文表义。”指出其著述与贬谪之关联。尽管“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杨录提要》）；或“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亦时有之”（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五），为人訾议，但观其大者，炳炳烺烺，举世莫匹，究为文化奇观，洵“一代之伟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七癸集中之下）。李贽赞其“才学卓越，人品俊伟，流光于百世”；“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与方讱庵》，《续焚书》卷一）。把他和李太白、苏东坡并称蜀中三仙才，而称“戍仙”者，正是基于其云南经历。

就诗文论，远至天南，滇中之壮丽景观与多样风情，拓其胸怀，广其诗料，丰富其人生体验，而以其灵心高才点化，于是诗文跳出中原窠臼，别开生面。嘉靖翰林院编修杨名《跋南中集钞》云：“升庵先生履文献之故步，发宗匠之新硎，早陟词垣，中迁瘴海，学既渊深，才复卓绝，感时触物，辄有品题，乐会悲离，实繁摛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说：“杨修撰之《南中稿》，穠丽婉至，远胜玉堂之作”“固一代之雄”。王文才曰：“诗歌内容，又多新境，为前人所未备，是以独树异帜，雄视一代。”故升庵谪滇，有不幸亦有幸，其遭遇固可同情，而其卓越成就，端赖滇南万里之行。此义担当大师“斯楼若较戍楼高，赖有轗轲成大业。大业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迁谪”数语，已慨乎言之矣。

三是名贤遗迹对后人的感发作用问题。升庵是云南历史上声望最高的人之一，“迄今三百年，而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杨状元者”（师范《明史稿·文苑传·杨慎》按语，《滇系》七之七《典故》，《云南丛书》本）。南中士人，更是津津乐道。其芳躅遍布云南，纪念设施亦为古人中最多者，林文忠诗中提及多处，有凤嬉亭、碧峣精舍、遥岑楼、仰翁楼、写韵楼。写韵楼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写韵楼及升庵遗像，历代游历、瞻仰、题咏不绝，正是缘于对升庵的仰慕，和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的愿望。王兰泉《升庵雅集序》深刻阐明了这一点：“天下金石有时而泐，栋宇有时而圮隳，独文章名节之士必不得磨灭也，盖较诸名位、功业为可久。故读其文，论其事，或见其遗器，往往慷慨愤激，抚案起立，至于流涕太息而不能已，况过其生平所栖止者欤？”这就是他反复参谒升庵故居并赋诗，对升庵遗像念念不忘的深层原因。其他人亦大致如此。

华夏重贤敬贤，前贤踪迹称“芳躅”，追踪芳躅是效慕前贤的有效路径。故历代名贤所到之处，往往有纪念设施，包括名贤遗物、诗文、书画、碑刻、画像、雕像、纪念馆等。此类设施遍布国中，成为美丽、庄严的文化景观。高人雅士竞相趋谒，赋诗作文，文化积淀不断丰富，最终成为宝贵文化遗产。人们瞻仰遗迹，感受名贤氤氲的精神氛围，追思其德言功，受到精神洗礼，进而见贤思齐。名贤遗迹对人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实在不可轻忽。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名人遗迹，十分重要。写韵楼名扬天下，但早已毁灭，大理有关方面可考虑在感通寺重修，并建成杨升庵纪念馆乃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供人瞻仰、凭吊，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对赓续大理历史文脉、发展大理文化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大有裨益的。

转自：昆明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