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马曜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供图）

《世纪学人马曜评传》

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

《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

《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民族教育家马曜》

马曜著作 六卷本的《马曜文集》

如今，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是以马曜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中国民族工作者毕生追求的梦想。（本报记者 周灿 摄）

□ 陈友康

【一览其人】

马曜（1911—2006），字幼初，白族，云南大理洱源人。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于云南大学、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1950年后，历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院长、名誉院长，国家民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会长，《云南省志》副总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等。著作有《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茈湖精舍诗初集》等。200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马曜文集》6卷。

百年云南文化史上，赵藩、袁嘉谷、周钟岳、方树梅、刘文典、杨堃、楚图南、陶云逵、姜亮夫、刘尧民、马曜、方国瑜、江应樑、徐嘉瑞、张德光、周善甫、李埏、梁书农、李家瑞、方龄贵、尤中、宋文熙、李行健、张希鲁、周咏先、王天玺、王宏道、陈吕范、杜玉亭、汪宁生、木芹、纳麒、何耀华等都是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本期介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马曜教授，他被季羡林推崇为云南学术界领袖群伦的人物。

忠诚党的宗旨使命，献身社会进步事业

马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成为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一二·一”运动和卢汉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民族工作战线工作，在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一是作为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实事求是提出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工作思路和举措，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组织领导了多次民族调查，在掌握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基础上，向省委和中央提出了关于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建议并被采纳，深刻影响了云南乃至全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三是对民族工作进行总结、提炼，形成理论成果，对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84年，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而作的《建国以来云南民族工作规律初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工作作了理论总结，论述精辟、总结全面，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他主编的《云南民族工作40年》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4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1996年获国家民委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民委原常务副主任江平在《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序》中说，马曜的著作“大有益于党的民族工作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事业，大有益于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开拓前进”。中国民族学会评价马曜“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民族工作一面光辉的旗帜

马曜的民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直接过渡理论”。这是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1953年6月，马曜作为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潞西县（今芒市）遮放地区，调查研究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类似的民族地区采取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历时两个月，系统考察了41个景颇族村寨的社会经济状况，然后结合1952年省委民族工作队二大队在陇川、瑞丽所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直接过渡理论”。马曜撰写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族地区的生产问题》和《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两份报告，其中提出，这类地区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不是阶级剥削，而是生产水平滞后、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以及民族械斗、杀牲祭鬼等陋习。所以，景颇族以及类似景颇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不必重分土地和划分阶级，即不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来进行，而是本着“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通过互助合作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消除原始落后因素，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9月，马曜到保山向前来保山视察的省政府主要领导郭影秋、省委边委副书记王连芳汇报。回到昆明又向省委作了专题汇报，并上报中央，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等的肯定。党中央同意云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采取与内地改革不同的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于是就在全省范围内景颇、傈僳、独龙、怒、德昂、布朗、佤、基诺8个民族和部分拉祜、哈尼、瑶族中推行，取得良好效果。实行这一政策的地区被称为“直接过渡区”，相关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找到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症结，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解决措施，减少了社会变革中民族地区的震荡，从而使各有关民族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现代社会迈进，造福边疆少数民族，维护了国家边疆稳定，确实不愧为“卓有见识的建议”“云南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和“成功范例”。马曜的学术成果长期在新中国民族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工作一面光辉的旗帜。

民族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马曜于1951年参与创办云南民族学院，任副教育长。1979年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在较短时期内把云南民族学院建设成为一所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正规大学，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成绩突出，他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教育家，1983年7月离休，省委仍任命他为名誉院长。

马曜重视民族文化，发表了大量论著阐述云南民族文化的特点、价值和地位，强调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他具体主持领导“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出版民族简史16种，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74种，共2475万字，是新中国云南民族研究的里程碑。他创办了《思想战线》《民族学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3份重要学术刊物，作为创刊主编，为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支撑平台。他倡议建立云南民族博物馆，使其成为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开创的田野调查理论丰富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

采用“三重证据法”破解我国古史难解之谜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是马曜的学术代表作。它采用的是用现代民族学资料证古史的方法，被认为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学界称为“三重证据法”。该书独辟蹊径，把两千年前曾经存在而早已消亡的西周井田制与现代西双版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份地制进行科学比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种方法虽说不是作者的独创，但论功夫之巨大、材料之完备、理论之系统，该书不愧为集大成之作。该书用西双版纳份地制的事实材料和先秦文献描述的井田制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点，从而得出井田制确实存在于西周的结论。这也就为西周封建论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它破解了井田制问题和中国古史分期两个难解之谜，受到范文澜、徐中舒、白寿彝、杨向奎、匡亚明、赵光贤等史学名家的关注和好评，被认为是“对我国古史和民族史研究的重大贡献”。现在，它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代表性史学著作之一，被载入《20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可以说这部著作是马曜、缪鸾和20世纪50、60年代学术思想的深化和完善。1963年，他们的著名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在《学术研究》上一发表，就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70年代末期开始，马曜对原有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写成这部34万字的专著。新著在论文基础上，增补篇章，阐发新意，数量数倍于旧作，质量更有显著提高。而马曜以一人老迈之力完成的著作却以两人署名，“以纪念亡友缪鸾和”，展示了马曜笃于友谊的赤诚情怀和高尚的学术品格。

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云南古代通史，在体例设计、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方面用功极深，具有开创之功。他主编的《云南简史》是学习云南历史的基本读物，1984年获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选的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社会科学著作第一次获得全国性奖励。《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收入其代表性论文，考证了云南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庄蹻王滇、诸葛亮征南中等，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这部文集荟萃了马曜平生学术精华，已成为20世纪云南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飘然不群的诗人

马曜是30多岁就成名的诗人。负笈光华大学时从学术大家和诗人钱基博问学，诗才大进。后又与诗坛大家陈三立（散原）交游，得其指教。1948年，他的《茈湖精舍诗初集》列入“国立云南大学文艺丛书”出版，熊庆来先生题写书名，罗庸、王灿、钱基博、徐嘉瑞、刘文典、阎毅诸先生作序，王灿、白之瀚、马骢、王学富、周均、张天如、王颂陶诸先生题诗，对马曜其人其诗均赞不绝口。

1992年，马老将《茈湖精舍诗注》寄给自己的老友、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季老回信说：“蒙赐尊著《茈湖精舍诗注》，既惊且喜，惊者：羡林识先生久，只知先生为学者，今知先生竟为诗人；喜者：先生不仅为诗人，而是造诣精湛深入化境之诗人。迩者为旧诗者颇不乏人，羡林不能诗，对旧诗略有知解。以余观之，并世诗人，求其像旧诗者，已如凤毛麟角，工拙更难言矣。读先生诗实有鹤立鸡群之感，岂能不惊且喜哉！”季先生的话，可为马老诗定评。

马曜是与20世纪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贡献最为卓著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成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他也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工作一面光辉的旗帜。

（作者系我国当代知名文化史研究专家，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