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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九品官人法(杨文理著)

发布时间:2010-09-10点击数:5382

简论九品官人法(转)


杨文理


                                前言
  九品官人法,与“继汉开唐”的魏晋南北朝共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还原九品官人法的本来面目,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阐述其在选士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九品官人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之所在。
  侯景之乱——九品官人法的体系——知人之学——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九品官人法的实际意义


                      引子 侯景之乱
  公元548年,南梁太清二年八月。江南方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节,建康继续沉浸在“五十年江表无事”的太平虚幻中,最高统治者萧衍继续沉湎于舍身闹剧,高官贵族们继续玩弄清谈和五石散的游戏,似乎南朝的繁华已是定数。
  乍起霹雳一声,西魏降将侯景反叛,这头萧衍圈养的猛虎,一夜之间张牙舞爪,扑向了主子。梁军不堪一击,侯景飞渡长江天险,破采石、占慈湖,势如破竹。萧衍仓皇布置建康防务。侯景兵临城下,皇亲萧正德开门纳贼,侯景进攻内城台城。萧衍依仗名将羊侃,率众固守。侯景屡攻不克,于是大掠建康,抢夺钱粮,胁迫民众数万人从军,又招募城中奴隶千余人,侯景势力大振。次年,台城破。萧衍饿死。
  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破坏无以复加。攻台城军粮不足,便捕人为食,破城后,告诫道部下将领:“破城后,必须杀个干净,好使天下都知道我的威名。”侯景军遂专以烧杀抢掠为乐事,人口二十八万户的大都市建康,至此荡然无存。后破吴郡,民众不是被屠,便是被贩卖北方,遗民几无留存。公元550年,侯景军占领广陵,捕城中居民,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纵马射击,八千人悉数罹难。
侯景之乱虽被平定,然而世称的魏晋风度随着赫赫南梁,一起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一
  后世对侯景之乱的反思从未停止过,大致公论南朝的门阀贵族制度为祸首。而在一些学者看来,“以门第取士,世族垄断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官人法,自然也是“选士制度的大倒退”(李大生、黄云峰、李书源:《中国人才史鉴》,第143页),“是对汉代任官制度的反动”(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是封建社会中一种腐朽的选人、任官制度”(陈清泉、郑天禄:《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学术月刊》1980年)痛遭鞭挞。
  诸路方家固然有真知灼见,然而看待一种制度从不同视角和思考方法加以探查,似乎更切窍要。
                              二
  “九品官人”有着庞大的组织机构,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设司徒府、吏部尚书、中书省;地方设州、郡中正,并设访问诸人。
  司徒设置于周代。《通典.职官二》云:“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秦置丞相省司徒。汉初因之,至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置大司徒。后汉大司徒主徒众,教以礼仪,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建武二十七年去大为司徒公。建安末为相国。魏黄初元年改为司徒。晋司徒与丞相通职,更置迭废,未尝并立。至永嘉元年始两置焉。”可见,司徒自三代以来便执掌“邦教”。《晋书.李重传》云:“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
  我国号称礼仪之邦,自古以来,除去个别异数,历朝历代无不以礼入政,以礼入法,通过严格的“礼”来约束各人行为,维护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因此,重教育、教化也即不可避免。而执掌“邦教”的司徒府作为选拔人才的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晋书.孔愉传》:“初,愉为司徒长史,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不过其品。”司徒长史即司徒,可见司徒具有审核中正选定品第的权力。如果士人的行为有失礼仪,有权“不过其品”。
  晋太始三年,武帝司马炎又在司徒之下,加置司徒左长史。《通典.职官二》云:“太史三年……司徒加置左长史,掌参次九品,铨衡人伦。”干宝《司徒议》亦云:“左长史之职掌,参次九品,铨衡人伦。”《艺文类聚.人部十五.晋潘尼答傅咸诗序》云:“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司徒左长史之下,更设司徒西署或司徒左西署。干宝《晋纪》云:“王导为司徒,置西署一人,佐长史参定九品。”《晋书.周馥传》云:“馥少与有人成公简齐名,俱起家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左西署。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祥。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许之。稍迁司徒左长史、吏部郎,选举精密,论望益美。”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徒府是“九品官人”重要的选举机构。其在“官人”过程中,负“参次九品,铨衡人伦”之责,鉴定、确认中正品评结果。
  尚书省吏部也是“九品官人”选举重要机构。《通典.职官志》云:“汉成帝初置尚书,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后汉改为吏曹,主选举祠祀。后又为选部。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事。晋与魏同。宋时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威权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而省五兵,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书。晋宋以来,吏部尚书资位尤重。梁、陈亦然。魏、北齐吏部统吏部、考功、主爵三曹。后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小吏部下大夫一人,领司勋上士等,官属大司马。”《魏书?崔亮传》载:“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
  吏部最高长官为吏部尚书,其司选举之例史不绝书。《魏略》载:“延康元年,陈群始建九品官人之法,拜吏部尚书。”《晋书.任恺传》载:“以恺为吏部尚书……恺既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宋书.王球传》载:“(球)迁吏部尚书。……居选职,接客甚希,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朝野称之。”《陈书.徐陵传》载:“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覆名实。时有冒进求官,喧竞不已者,陵乃为书宣示曰:‘自古吏部尚书者,品藻人伦,简其才能,寻其门第,逐其大小,量其官爵。’” 吏部尚书下设吏部侍郎,“参掌大选”。《宋书.王僧绰传》载:“(王僧绰)初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转始兴王文学,秘书丞,司徒左长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书吏部郎,参展大选。究识品流,请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
  可见,吏部也是执掌“九品官人”的重要机构。其职责为“量才授职”。
  中书省是朝廷除司徒府与尚书省吏部外又一重要选举机构。《通典.职官志》有云:“中书之官旧矣,谓之中书省,自魏晋始焉。梁陈时,凡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书十人,书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惟听授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势。后魏亦谓之西台。北齐中书省管司王言,并司进御之乐及清商、龟兹诸部伶官。”其职权如此之盛,自然也是“九品官人”选举的重要部门。《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改领中书监,参掌选事。”
  中正是“九品官人”的基层选举机构。
  九品官人法一名“九品中正制”,自苏轼肇始,胡三省、马端临、赵翼等张目,大有取代“九品官人法”本名之势,可见中正在   “九品官人”过程中的重要性。
  九品官人法创制之初便设立州、郡两级中正。《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云:“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来,有年载矣。”《魏略》亦云:“先时国家始置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后司马懿又加置大中正,使州、郡中正都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通典.职官志》云:“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 
  中正的选置途径有皇帝直接征召(《华阳国志.后贤志.寿良传》:“寿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也。……帝征为黄门侍郎,兼二州都、给事中、梁州刺史。”);有朝廷大员推荐(《魏书.穆亮传》:“(孝文帝曰):‘……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举,必令称允。”);有地方长官推荐(《魏略》:“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君选置中正。”);有大中正推选小中正(《晋书.盛彦传》:“本邑大中正刘颂又举彦为小中正。”)而《晋书》所载刘毅被选为州大中正的案例最为典型:“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表曰:‘礼,凡卑者执劳,尊得居逸,是顺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毅年齿相近,往者同为散骑常侍,后分授外内之职,资途所经,出处一致。今询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舒所统殷广,兼执九品,铨十六州论议,主者不以为剧。毅但以知一州,便谓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优,询、舒太劣。若以前听致仕,不宜复与迁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是也。夫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尚可复委以宰辅之任,不可谘以人伦之论,臣窃所未安。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为周司徒,虽过悬车之年,必有可用。毅前为司隶,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按劾。谚曰:受尧之诛,不能称尧。直臣无党,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阳,董仲舒裁为诸侯之相。而毅独遭圣明,不离辇毂,当世之士咸以为荣。毅虽身偏有风疾,而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疾恶之心小过,主者必疑其论议伤物,故高其优礼,令去事实,此为机阁毅,使绝人伦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于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凭毅取正。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谨按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今虽不充于旧,而遗训犹存,是以人伦归行,士识所守也。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光禄大夫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虽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壮,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诚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风之所动,清浊必偃,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窃以为礼贤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夺与,动为开塞,而士之所归,人伦为大。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按尹所执,非惟惜名议于毅之身,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以为尹言当否,应蒙评议。’
  “由是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
  可见,对州大中正的选任,首先由司徒举荐,而后由尚书审核批准,当吏部尚书的意见与举荐者发生歧义,地方长官有权发表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决。各部门相互制衡,其选举组织体制的缜密,实所罕见。
                              三
  九品官人法作为选士制度,品评士人的标准必然是其核心。因其公然将门第列为选士标准之一,以及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末流景象,已使众多学人认为九品官人法选士唯以门第为瞻。这无疑是倒果为因之误。
  《通典.选举三》载:“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都官考课法》今佚,仅存附录《人物志》。但从中亦可稍窥九品官人法选士考评标准。
  《人物志》是一部“知人之学”的大作,《人物志》载有“九征”、“八观”、“五视”、“七缪”之法,其对人的品德、才能的分析,以及对知人、用人之道的描述细致入微,以期能甄别人才,任才授官。
  所谓“九征”,便是通过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种特征来考察人的品质与才能。心性平淡与否表现于“神”,聪明与否表现于“精”,勇敢与否表现于“筋”,坚强与否表现于“骨”,文静与否表现于“气”,乐观与否表现于“色”,端正与否表现于“仪”,心正与否表现于“容”,性情缓急表现于“言”。《人物志》认为,只有“兼德皆至”,才是上品;“具体而微”,即兼德皆备,但未达到极致次之;“一至”,即一方面达到极致再次之;“一至一违”,即某一方面达到完美,某一方面很糟糕为“末流”。以《人物志》与“九品官人法”联系之密切,虽不能断定九品官人法初创时访人选士的模式便是如此,但亦可管窥一二。
  所谓“八观”,便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受,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辩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辩恕惑”、“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即:观察士人遇事时的取舍态度、行为,以了解其品质善与不善的方面;观察士人应对各种事物的反应和行为表现,以了解其本质是否名实相符;观察士人品行的实质,以了解其名声的由来;观察士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办法、途径,以分辨其似是而非的表现;观察士人爱护、敬重的对象,以了解其人际关系的状况;观察士人遇事时产生的情感变化,以了解其是否懂得人情事理;观察士人短处,并了解其长处;观察士人的聪慧程度,以了解其才智所能到达的境界。
  所谓“五视”,便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即,考察士人日常居家以何为满足;发达时推荐什么人;富庶时,帮助什么人;潦倒时,做什么事情;穷困时,如何对待财物。从不同的环境下士人的行为,全面考察其品行。
  所谓“七缪”,所列举的是举荐调查时容易犯的几种偏误。便是“察誉,有偏颇之缪”。即察访士人名声时,有偏听偏信的错误。“接物,有爱恶之惑”。即与人接触,有趋好避恶的错误。“度心,有小大之误”。揣度士人心志时,有对其心志大小认识的错误。“品质,有早晚之疑”。即品评才质时,有难以分辨早慧与晚成的错误。“变类,有同体之嫌”。即相互评论时,有褒誉同类,诋毁异类的错误。“论材,有申压之诡”。即忽略士人所处环境去评论其才干。“观奇,有二尤之失”。即观察奇才,往往被两种特别的情况所误导:一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即诚实的人往往不注意外在表现。二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即夸夸其谈,外表华丽者,往往表里不一,败絮其中。
  《人物志》更提出了“因才授职”、“用长避短”的考察方法,主张“人尽其材”。
  从《人物志》为侧面,小窥冰山一角,可对九品官人法是品评士人的环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见,九品官人法的考察选士形成了缜密的体系,其品评士人的基本标准仍是“德”与“才”。《人物志.接识》中,更是旗帜鲜明的提出“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可见,认为九品官人法便是为门阀士族入仕做铺路石,门第是品评选士的唯一标准,无疑与史不合。
                               四
  虽然无论从选举体制完备还是选士理论的缜密,九品官人法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最终,这个制度彻底腐朽了。各级中正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在品评人物时愈来愈注重被品评荐举对象的出身家世这条标准,以保证将本阶级后继人士推选上来。由此,九品官人法便由起初的“以才品人”,“论人才优劣”,逐渐蜕变为“徒以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宋书.恩幸传》),“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晋书.卫.传》),以当朝当政的官职权势地位为确定品级的标准。正是由于这样,才产生了中正定品“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晋书.刘毅传》)的现象。这种现象发展下去,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中正品评荐举人物,完全摈弃了本人的才干能力因素,纯粹以其出身家世的官职高低、权势地位为衡量标准。正如《文献通考》所指出的:“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另一方面,各级大小中正均由中央官吏兼任,又使中正的权势日益扩大,开始由起初的“平次人才”(《太平御览》注引《傅子》),“铨第等级”,唯“论人才优劣”,发展到直接干预乃至左右官吏的选拔任用。于是,又出现了“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晋书.段灼传》)。当朝当政的官僚贵族阶层,利用自己的官僚地位和手中的职务权势,通过操纵九品官人法,掌握了中正评品荐举大权,又借助中正评品荐举之机,进而控制吏部选拔任用之柄,将自己的子孙姻亲纳入“士人”阶层,世代把持、垄断公卿显宦、高官要职,遂上升并凝固成为享有世袭政治特权的士族门阀阶层。侯景乱前,士族官吏的糜烂已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颜之推论道,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未有自己耕田的。自己连一块土、一株苗都没有见过。人情事务,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管事也无用。穿博衣大带,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摸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就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告人道,这分明是虎,怎么说他是马?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不行,不耐寒暑,穿着绮罗,抱着金玉,在路边等着饿死。南渡诸士家,一时略尽。
  由于九品官人法传到末流的黑暗局面,学界对对于九品官人法的创立颇多微词,多认为其“是对汉代任官制度的反动”(张晋藩《中国古代文管制度综论》),是“政权腐朽的重要标志之一,……毫无积极作用”(《中国官制通史》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些武断观点的流行,不能不说是九品官人法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创制,只能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从历史环境来看,汉末大乱,士人流离,曹氏父子要建立和巩固其政权,急需选拔贤能之才来支撑各级官僚机构。曹操甚至实行“惟才是举”,完全忽视德行,可见其求才之迫切。由于两汉察举制的流弊,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所谓“四世三公”的士族大家。曹氏既要选贤与能,壮大力量,抑制门阀和朋党势力,又不得不维护一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为解决这一难题,九品官人法应运而生。
   察举制的腐败是九品官人法创制的直接原因。作为汉武以来国家选用官僚、进行教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察举制随着汉帝国的衰落而走向腐败。各级官员擅用职权,结党营私,贻误贤才,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其流弊所及,不但被视为“社稷之佐”的人才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而且直接影响到皇权的安危与社会风气的邪正。察举制的极度腐败,必然要求统治者痛定思痛,加以改良。
察举制是以“考察”士人“德才表现”为基础,要解决“选举不实”的问题,必然会从“考察”的“标准”和负责“考察”的“人”二者入手。曹操这一乱世奸雄,少时素无德行,却能倚仗家势,“举孝廉”入仕,必然对察举制的黑暗有切身了解。随着汉帝国崩溃,群雄逐鹿,曹操必然要求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他一方面实行“惟才是举”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在军中“权立九品”,又任用士人“条品州人优劣”,考察人才。曹丕即位,将之发展成为“九品官人法”,将地方推选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通过制定严密的机构组织与理论体系,自上而下的规范察举制度。刘毅论“九品”云:“凡所以立品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晋书.刘毅传》)沈约云:“(魏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曹羲集.九品议》云:“置州中正欲检虚实。”显然,九品官人法创立的初衷和直接原因,便是纠正察举流弊,“综核名实”。
  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九品官人法作为察举与科举的中间桥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九品官人法在制度体系上的建树,为科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九品官人法创建了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的模式,促进了选举制度的集权化、专制化。其吸取汉代察举制选举权力旁落地方的教训,在朝廷设司徒府,主司士人品第的评定。又设吏部,主司依状授官。设中书省,负责监督和调节。负责具体选举的中正,也是朝廷人民的在朝高官、重臣。通过各选举部门的制衡,将选举权完全收归中央,使皇权得到最有力的维护。这种模式,直接为科举制所继承。
  其二,九品官人法扩大了选举对象的范围,为选举制度走向大众化、 庶民化奠定了基础。与汉代察举制只给少数士人有被举荐机会相比,九品官人法要对所有士人进行品评,虽然最后得到推荐的仍是少数有名望的士人,但毕竟在理论上完成了人才选拔机会均等,选举人才大众化、庶民化的重大飞跃,为科举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其三,九品官人法创立了监督制约机制、淘汰即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了选举制度的严密化。察举制度“乡选里举”,没有严格的标准,为地方豪族、门阀世家信口雌黄大开方便之门。而九品官人法是在中央设置不同的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同时,中正不仅有州、郡两级,而且各级有大小之分,层层制约。九品官人法更将选士和选官分而治之,走出了察举制“士有所举必有所官”的时代。品评者必须经过吏部的甄别选拔才能得官。这种层层选拔,优胜劣汰的机制为科举制所完全继承。
  其四,九品官人法的流弊促使选士制度彻底反思与改弦更张,走上了考试之路。
  正是九品官人法将察举制发展到“至善”的“山穷水尽”地步,在其崩溃的废墟上才能产生科举制,完成“考察”到“考试”的飞跃。曹魏时期,王昶针对“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的情形,提出了“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更加坚决的主张考试。所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于中,隋唐科举之意已经大备。南北朝时期,随着九品官人法为士族操纵,选士制度空前黑暗。特权的膨胀,不仅直接威胁皇权,而且使士人不思进取,国乏良才,社会风气颓败。于是,北魏太和七年,魏孝文帝在“门尽州郡之高”与“才极乡间之选”的尝试失败后,对选举制度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了以门第取士,给予庶族出身者以平等的选举权,确定了“以文取士”的标准,着力于标准的客观化和“考试”规则的严密化的探索。正是九品官人法的实践证明,企图单纯地通过细致周密的“考察”来实现综合名实、选贤与能,是此路不通。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中国的选士制度终于完成了从“考察”到“考试”的过渡。可以说,九品官人法是选士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选士制度不断完善所必需的过程,是选士制度从察举发展到科举所必由的桥梁。
                             五
  展开九品官人法的画卷,可以一览我国古代选士制度不断创新、尝试、反思、选择的曲折历程。清晰的展示了我国历史上的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制度,如何经过不懈的探索,一步步从“考察”走向“考试”之路。九品官人法的创立者与实施者可谓用心良苦。他们集先贤考察、品评人物的思想和方法之大成,将考察制度发展到极致,却在实践当中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放弃了复杂而缜密的制度、理论体系,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即通过“考试”,来评价和选拔最复杂的人。
  九品官人法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究其本身,特别是其中评价人物才学品行的思想和方法,很有发掘和借鉴价值。当代教育改革,要求对学生、教师的评价,内容要多元,既要重视学习成绩,又要重视学生思想品德及多方面潜能的发展。而九品官人法所追求的考察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与现代评价制度所倡导的理念高度一致,尤其是《人物志》所宣扬的“人尽其材”、“才能与职务相宜”、“心情与职务相宜”、“用长避短”的思想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
  九品官人法还在考察评价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给我们以有意的启迪。九品官人法兴起与消亡的历史告诉我们,考察评价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建设,不仅要考虑制度的严密性,而且必须注意实践的可行性,尤其要注意选举标准和方式、方法的可操作性。九品官人法就其制度形态而言,可谓严密非常,理论上也近乎完美。但是,由于考察的指标过于琐碎、细致,在实践中无法实行,必然导致承接两汉察举制选举者主观臆断的弊端,最后成为门阀贵族入仕特权的遮羞布。九品官人法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要遏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不仅要在“制度”和“理论”的严密性上下功夫,尽可能地限制“人为”因素作用,而且要选举好选举者。任何尽善尽美的制度都必须由人来操作,得其人,有欠缺的制度可以得到弥补,不得其人,再完美的制度也会走出旁门左道。因此,高素质的组织、人事干部是建设高素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九品官人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严重流弊,“中正”不公正,是问题的症结之一。科举制很好的限制了“人”的作用,却依然走不出科场舞弊的泥潭。因此,选好组织、人事干部,是重中之重。
  九品官人法之博大深奥,远非这只言片语所能述一二,笔者才识有限,亦只能略表管见,见笑于方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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